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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林强真正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对我们“坦白”，最早对“麻风村”也有恐惧，毕竟是一种厉害的传染病啊。悄悄找来书籍看，还请教过专家，才“麻起胆子”去的。妻子在家中看他留下来的书，越翻心越慌，后来看了照片就更慌了，悬着心打电话：“你拍就拍吧，干嘛还跟人手牵那么紧？”

　　林强和“麻风村”的故事渐渐传开了，但林强顽固地拒绝记者。今天，聚光灯下的林强则坦率、风趣地道出接受采访的好处：让“麻风村”出名，就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他们了。

　　现在，关心“麻风村”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林强又高兴又忧虑。他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搞大了，事情搞大了。”他担心的是，村民无法一下子适应和应对来自山外的、那么多的人和事。

　　林川小学厨师吉联史日心很细。他发现，林强初次进村，吃的是自带的方便面和水，不碰村里的碗筷。从第二次起，他的包越带越多，却再没装过干粮，全是给乡亲们的东西。“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就像一家人。”

　　当了十几年处长，林强没官架子。基层教育系统的同志说，没见过这么好打交道的省直机关干部，我们去成都看他，只带点苦荞也不怕寒碜。

　　在村里，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女人。她远远地在斜坡上望着我们，似乎很好奇，却不靠近。“那是吉吾么奋扎，不大敢见生人。”村民告诉我们。

　　尽管林强作了心理准备，第一眼见到吉吾么奋扎时也“毛骨悚然”。麻风病的后遗症令她全身溃烂，满脸黑色疤痕，自卑的她用头巾包住脑袋。林强到她家去过不止10次，安慰她麻风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给她送生活用品、敷药，治愈了溃疡。现在，吉吾么奋扎告别了头巾。

　　“林处长还给我带了水果糖，像杉木树一样香甜。”她像孩子一样笑了，面庞上新生的肌肤泛着粉色的光。

　　村主任通过翻译告诉我们：“我们和林处长语言上有隔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心。”

　　一颗水晶般纯净的心，才会通通透透地与他人的心相映。

　　记者得到一页手稿，是林强作报告时亲笔添上的几段话，其中的一段为他赢得最热烈的掌声：“做这些事的时候，自己确实没有想过因为是党员才做，如果想了才做，不是党的光荣，而有做秀的嫌疑。什么是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好人，是好人中的尖子，我仅仅是做了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如果用党章要求自己，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好。”

　　“麻风村”没有党员，但村民从林强做的点点滴滴中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眼中，林强就是共产党！

　　“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在山崖上呢。除了感谢我，更多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培养了我这样爱他们的干部。他们喊的是共产党万岁啊。”———林强很自豪。

　　吉斯么尔作大娘说：“过彝族年，我不敬菩萨了，要敬林处长、敬共产党。”

　　是什么让他如此执著？许多事早已淡出记忆，可是，他始终记得入伍那天母亲“要感恩”的嘱托，始终记得在贡嘎山雪线孤守一所学校28年的那位老师，始终记得川藏线上那位黑夜里修车也不会拧错一颗螺丝的师傅，始终记得厅里那位擦车像擦枪一样仔细的驾驶员。当然，始终记得的，还有那朵执著地在酷寒中盛开的冰花。

　　学校没盖起前，林强每次进村就住保管室，一张篾席垫在满地的玉米棒上，然后铺上自带的睡袋。半夜翻身，玉米棒就在身下来回滚，老鼠在头上叽叽喳喳蹿来蹿去。村民们过意不去，他反倒安慰：“我睡的是‘大单间’，有按摩床，还有‘音乐伴奏’。”

　　林川小学开学的三天后，正是中秋夜，山里的月亮好圆好大。林强来到麻风病人最为集中的3组，把月饼分给坝子里的村民吃，还点起蜡烛，牵着患者的手在翻译帮助下拉家常，说山外的事。那一晚，大家生平第一次吃月饼，吃得好香，很晚了也不愿离去。林强那种执著劲，让同行的布拖县教育局干部舒和平很感动。

　　林强和“麻风村”的故事传开后，大家最佩服的也是林强的执著。

　　是的，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许多人都做过好事，但像林强那样用整个身心去爱护一个特殊的困难群体，坚持不懈地做一件很苦的好事，难上加难。

　　是什么让他如此执著？

　　这是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林强最难回答的问题。

　　走过林强多次走过的那条路，7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们躺在林强睡过的林川小学水泥地上，望着青山朗月，反复想这个问题。

　　林强说，我不是生来如此，许多人、许多事净化了我的心灵。

　　林强的半生命运，系在一双奔走不息的脚上。

　　受家庭出身的拖累，少年林强在孤独中学会奔跑，一直“跑”进部队体工队，还破了全军十项全能纪录。林强过去在体工队的教练范东生说，林强先天体质不算出色，但他有一股拼劲、韧劲。林强说，军队这座大熔炉里，部队首长勉励我要做到人民军队爱人民。军队那种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教育了我，长期的军队生活培养了我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军人本色！

　　林强一直记得入伍那天母亲的叮咛：最苦的时候党和军队收留了你，要感恩，有能力时多帮助别人。

　　他给我们讲了吉嘎老师的故事。一个叫吉嘎的老师在贡嘎山4000米雪线上，一个人守候着一所学校，一守就是28年。一次偶然的路过，成就了一段20年的交情。“吉嘎老师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坚持。”

　　他说起省教育厅的司机肖师傅：执著地当一名好司机，擦车像擦枪，用了十几年的车还有八九成新。肖师傅当兵时在西藏开车跑樟木口岸，两个战友牺牲在路上。林强后来去过那儿，没有墓碑，代肖师傅向英灵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还有川藏线上修车的白师傅，在黑夜修车也从不会拧错一颗螺丝，最后一滴汗也留在修车台上。

　　当然，还有那朵察尔瓦上的冰花。“十几年过去了，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刘，但那朵察尔瓦上的冰花却永远印在我的心中，不断净化我的心灵。”

　　在妻子袁文华眼中，体重80多公斤的丈夫身板像座山，他最爱的也是山。无论身披戎装还是转业到省教育厅，工作之余，酷爱摄影的林强总用双脚丈量大山。

　　山上除了风光还有什么？“还有人！”

　　翻阅林强的摄影作品，很容易发现，他的前期作品多为自然风光，后来的镜头更多地转向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体，是他镜头中最执著的焦点。他拍雪山上的学校危房、拍革命老区的孩童，良知、责任、人文关怀装满镜头。还为艾滋病儿童引来了联合国的援助资金。

　　同为“麻风村”的照片，最初表现的是贫穷，画面上是麻木的面孔；后来照片上的人，充满淳朴的笑和对未来的希望。林强摄影界的朋友说，那是因为快门和焦点之间有了感情啊。

　　10进“麻风村”的执著，传出大凉山，感动了无数心灵。但林强总是说，“麻风村”这件事让我碰上了，如果别人遇上，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去年秋天，林强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向你致敬！你一个人做这些事太难了，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电话的那头是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他正和万科董事长王石聊起“麻风村”。后来，万科捐赠了发电机和柴油，山村的黑夜第一次被电灯照亮。发电那天，全村像过节，村民都看呆了，这个东西怎么比“火把节”的火把还明亮？

　　林强把李春城和王石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告诉孩子们，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山外的叔叔阿姨在关心你们。学生画了许多画送给李春城叔叔，它们现在还珍藏在李春城的办公室。

　　还有一次，林强要去“麻风村”，都半夜了，一个公司的老总扛了箱巧克力敲开林强的家，托他带给孩子们。

　　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省州县已为“麻风村”作了详细规划，将接通电线、安装电视接收器、修卫生室，一座两层的新教学楼也将拔地而起，楼里还有村文化室……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都给了林强坚持下去的力量。

　　林强办公室墙上的巨幅照片是他的得意作品，拍的是生长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胡杨。它坚韧执著的品格林强最钦佩。

　　爱山的林强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山有铁一样坚硬的柔软，博大的爱来自对渺小的关注。

　　这个像山的男人，在对困难群体的关注中锤炼出博大的爱。

　　心有大爱，才会如此执著。

　　每次去村里，那些因麻风病失去手掌的老人，会用两肢腕关节相互叩击，那是他听到过的最动听的掌声。谁说爱的付出仅仅是付出？冰花融入大地，收获的是至真至纯的骨肉深情。“我相信，如果上战场，他们会为我挡子弹。”

　　“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林川小学传出朗朗书声。

　　是的，春天来了。

　　本报记者三进“麻风村”，每来一次，就感觉他和村民的感情又深了一层。大家对他的称呼五花八门，林处长、林爸爸、林校长、林叔叔……每个称呼都是来自心底的爱。他也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林强说，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回报，那就是心灵的快乐。

　　在舒和平眼中，林强最快乐的时候是在村民中间———他拿着一叠照片被大家团团围住，每举起一张问：这是谁？那个村民就高兴地伸手来抓，像个大家庭。

　　“麻风村”成了林强第二个家，他的另一个家在成都。

　　林强对妻子袁文华有说不出的歉疚。这么多年，连家里的米都是袁文华骑自行车驮回来的，一次驮不了多少，每次不敢多买，有一回雨天还从车上摔了下来。

　　妻子身体不好，没法陪他跋山涉水，但她是最懂林强的人。她说，“麻风村”就像林强的孩子，永远无法分开。

　　资中老家林强80多岁的老母陆齐民告诉记者，这两年，林强去“麻风村”的次数比回老家的次数还多。她亲笔写下一副对联，“报党恩十进麻风村，为人民甘做孺子牛”，托记者捎给林强。

　　林强不停地在家与家之间往返，那条通往“麻风村”的路是他通往精神家园的路。

　　初进“麻风村”，也许是出于好奇，再进“麻风村”，也许是同情。三次、四次……次数多了，日子久了，就成了爱，一种无法割舍的爱。林强说，“起初是同情，他们需要我。后来我就离不开他们了。”

　　林强对村民有多亲，林强在村民心中就有多重。不到“麻风村”，无法真正理解村民对林强的这种爱有多深。

　　每次去村里，那些因麻风病没了手掌的老人，会用两肢腕关节相互叩击———那是林强听到的最动听的掌声。

　　这条路，且沙牛日陪林强进出的次数最多。他告诉记者，乡亲们总让林强贴着山壁走，他们走在靠悬崖的一侧。林强来村子，孩子们要跑很远去接，见林爸爸累了，孩子就给他揉腰捶背。有一次，气温近40℃，且沙牛日就跟在林强身后，用自制的扇子给他一路扇了4个多小时，林强劝都劝不住。

　　“我相信，如果上战场，他们会为我挡子弹。”每次说起这些事，林强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他又想起了那朵冰花。

　　“麻风村”的变化，也许是林强得到的最大回报。

　　孩子们能用水彩笔绘出想像中的高楼大厦，还能用铅笔给“林爸爸”写信：“没有林爸爸，我还在家放羊，把1看成树棒棒，把7看成挖锄”……如今，有人来村里买鸡，大人就让娃娃算账。

　　来“麻风村”的人多起来了，包括政府官员和军队首长。面对改变，且沙牛日或许是最矛盾的一个：他既盼着村子永远“封闭”，十几年前染上毒瘾的他从外地逃进封闭的“麻风村”，不仅戒了毒，还娶妻生子。但他又期望村子不再封闭，他盼着儿子走出大山，比自己有出息。

　　修学校时，姑娘日列么牛外结识了一位安岳来的建筑工，后来嫁到千里之外的安岳。母亲没有任何嫁妆送她，出门前只送了女儿一句话：记住你林叔叔！这是“麻风村”第一个嫁出去的闺女啊！林强说不出的高兴，跑去安岳看了她两次。山外的人接纳了日列么牛外，他相信，一定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麻风村”的成年人几乎没人会说汉语，在他们激动的叙述中，我们惟一能听懂的三个音节是“林处长”。他们叫得那样顺口，“林处长”成了这里彝语中的一个新词汇。

　　林川小学的第一堂课是林校长上的，孩子们首先学会了“爸爸妈妈”几个字。当孩子们回家朝阿莫阿达（彝语：妈妈爸爸）叫“妈妈爸爸”时，大人都不知道是啥意思，直瞪眼。

　　而现在，我们在“麻风村”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比阿莫阿达还要亲。”说这话的，甚至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从山上俯瞰“麻风村”，最醒目的标志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林强在开学那天用竹竿把国旗升起时，向导小伙子问：“那块红布是做什么用的？”———27岁的他第一次看到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