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还需要宽松的货币供应

 金融海啸到今年9月形势已大有改变。今次危机的根本问题是国际经济结构失衡，一方面是以中国为首的出口国家出现庞大外贸顺差，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庞大外贸逆差。而在这个结构失衡的现实经济基础上再多了金融化的泡沫，把结构失衡的贸易顺、逆差即期和预期部分杠杆化，产生更大的泡沫。

    化解危机唯有调整

　　全球解决的方法逃不离调整：一是需求调整，美国等外贸顺差的国家需求下跌，进口减少，从而缩小逆差；二是金融调整，大量的帐面金融资产撇帐，会计与金融化制造出来的资产去杠杆化来大量冲减。

　　这次调整的规模巨大，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且牵连极广，单是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便有两大类：如日本经济省报告所指：一是国内金融泡沫(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类的美国、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另一是国外借款过度的发展中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与东欧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所谓新欧洲国家。此外，中东产油国家借贷亦过度，不过石油收入仍然不断，危机程度受到抑制。而其他金融体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却过于依赖出口，特别是过于依赖以美国为首的泡沫经济国家，后者调整，它们亦不得不调整。

　　这样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形态，便由贸易的现实经济失衡导致金融泡沫，金融泡沫穿破顺延打击世界贸易和贸易国家。日本与德国(以及法国)，和东亚国家都是美国结构失衡、金融泡沫穿破的无辜受害者。国际经济全球化，尤以金融与贸易为甚。覆巢之下难有完卵，要从这样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复苏并不容易。

    维持需求减调整痛楚

    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做法与上次30年代大衰退刚刚相反，当然有所调整，也有去杠杆化，但主调是维持一定的需求以减轻调整的程度和由此带来的痛苦。而调整程度减轻，则经济内部连锁波及的幅度可受到控制，产生出来的乘数作用便可压缩。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最大决定因素是信心，通过信心可以利用较长期供求管理来解决短期的失衡。

    在这方面，各国加上国际货币基金，以及外贸顺差国家的中国、俄罗斯等，全力扩大货币供应，以制造新的需求，抵销调整减少的需求，规模之大，全球协调之广，应该是国际上首次出现。于是局部调整加上货币扩张，政策需求的膨胀，使今次全球经济衰退受到控制。即使属战后最长的衰退期，却没有恶化为全球大衰退。

　　今年二季度全球经济的表现已有所改善，除了美国二季度衰退大于一季度，其余主要国家二季度经济已由一季度的谷底回升，此所以国际货币基金在7月调整了2009及10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经济复苏需要时间把购买力(或需求)积累，重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可是，应付金融危机的货币扩张政策仍然在全球以至个别经济里制造新的金融资产，部分已转化为贸易与生产的实质需求，但有相当部分还留在金融体制之内，仍属带有一定泡沫化性质的金融资产。今年年初以来的资产价格回升(特别是股市，其次是部分商品，和减缓了的房地产应有的贬值)，正反映这部分货币扩张的金融化。

    货币政策何去何从？

　　今年9月全球经济面对的新问题是，在调整还须延续，以从根本来解决结构失衡的同时，部分扩张的货币与经济从谷底回升带来的信心效应结合，资产泡沫的迹象重现，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担忧。

　　对于金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依靠过往金融化、泡沫化、创新化把资产杠杆化以获取暴利的国家(例如美国)、机构(美国为主的投资银行)和个人(金融投资者、投机者以及代表他们的各种基金)，在去杠杆化的调整里，损失惨重，连带他们的商业模式也受到打击，失去市场。在今年以来资产价格回升中，他们已部分收复失地，现在则是最佳的良机让他们重新推动金融化、泡沫化、创新化，把金融资产的杠杆比例提升，再来一次盛宴。

　　由此而涉及一个重大政策的转变：国际机构与个别政府是否应该调整货币和金融政策呢？一个方向是控制现行的货币扩张政策，以缩减货币供应，让逐步复苏的经济产生足够的需求来接棒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另一个方向是维持目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更为巩固。

　　这两个方面的选择实际上代表两种利益的争夺政策资源。维持货币政策不变的主张应是美国(包括它背后的金融利益)，简单的理由是二季度美国的经济衰退还在加深，结构调整与去杠杆化的问题最严重。假若继续下去的话，美国的信心或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都会因其他国家较美国早复苏而转变，衰退会因消费和外来投资减少而进一步恶化。在国际上，目前的调整已使原来美国的政经领导权失落，全球经济改由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主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与欧盟，且差距缩小。若全球经济大致复苏，美国仍陷衰退，则中国恢复8%以上的高增长，美国在负增长与零增长之间挣扎，国际的政经格局便会开始大变。

　　这样，美国和它所代表的国内国外利益会接受吗？国际货币基金在8月底决定再投放相当于2500亿美元，以及9月第二笔330亿美元的资金来扩充成员国的外汇储备。由于这些钱可以随时兑换为美元等硬货币，实质便是由国际货币基金主导扩大国际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数额虽然还是有限，却清楚显示出国际货币基金与背后的美国(拥有最大的投票权)的意向：全球经济还需要更宽松的货币供应。

　　另一个方向的主张应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担忧之处在于通货膨胀(主要是金融资本对商品能源价格的投机)。但是假若仔细分析各国扩张货币的用途，可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集中于基建，加上社会福利和房屋便占半数以上。相反地，发达国家的支出主要是减税和其他刺激消费的用途。前者重于未来、重于提升竞争力。后者只看眼前，实际上进一步削弱国际竞争力。两组国家的支出结构不同，因此不会形成重叠，加大对供应的压力。事实上，在金融海啸之前，全球的供大于求的生产结构并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商品能源价格上升主要来自金融资本的投机炒卖操纵。现时国际经济恢复有限，若撇除金融资本的投入，全球实际上仍面对通缩。即使中国，通缩威胁更可能是长期性(问题只是市场垄断和操控因素扭曲市场价格)。

    中国不必过早扭转币策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对中国等外贸顺差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构成问题。只要这些国家的政府控制货币流向，打击非法挪移投机，抑制外来投资和本国资本外流，一不会产生通胀，二不会打击经济稳定。基建和社会福利投资增加更从根本上提升国家竞争力和缩减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促成经济和社会稳定。

既然通胀威胁并不存在，中国等国家实际上也不需要在现阶段过早地扭转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在加强监控外，坚持金融资产的去杠杆化，把经济发展建基于巩固的现实经济增长，不是金融资产泡沫化。去杠杆化应可打击国内外的金融化，金融投机和创新，回归传统金融的基本面。在此之外，则是怎样防范美国等国的货币扩张冲击国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