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对胡耀邦说,你跟我走,到部队做政治工作,那里有仗可打,可以有一番作为。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的乞降诏书由天皇本人亲自广播。这天下午,盟国广播都宣布了日本天皇已下诏投降的消息。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市民欢呼雀跃,举行了胜利大游行。消息传到延安时,中央军委总部正在召开会议。会议室里的人们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兴奋地跑了出来,尽情欢呼。
晚上,延安举行了有几万人参加的火炬欢庆游行。城里城外,火把成龙。人们纷纷寻找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偏偏延安是一个缺少柴禾的地方,哪里来那么多的火把?兴高采烈的人们居然把自己生产的草帘子也翻出来,点着了就跑。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看见后大叫:你们干什么?把好东西都烧掉了!
在叶剑英身边,胡耀邦也加入了欢乐的人群。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要向各战略区派遣大批干部,号召中央机关的干部们自愿报名。胡耀邦马上向叶剑英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想到前线去。
在此之前,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到延安,住在王家坪,离胡耀邦的住所很近。胡耀邦有一次见到了抗大老校长林彪,向他征求对自己今后工作的意见。林彪积极主张胡耀邦上前线去打仗,并表示希望胡耀邦跟随他到前线去。他说,你跟我走,到部队做政治工作,那里有仗可打,可以有一番作为。林彪的话更加坚定了胡耀邦的信念。
胡耀邦在军委组织部的部下也纷纷报名要上前线,其中就有杨寿亭,他特别热切地期望上前线干一番事业。胡耀邦同意他的请求,并说,我们应该一起上前线,可是现在最好等一等,现在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去了,一切大事都在待定之中,等到毛主席从重庆回来了,我们一起去。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得悉领袖安然返回,胡耀邦即向叶剑英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叶剑英向毛泽东转达了胡耀邦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
胡耀邦的请求被批准了。妻子李昭对他说,我下了决心,要和你一起上前线!胡耀邦也有这个想法。但是,难题也冒出来了。原来,李昭又怀孕了,已经临产。胡耀邦决心等妻子生下孩子以后再走。可是,难道让刚刚出生的孩子也去前线吗?
李昭的决心特别坚定。后来她这样回忆说:“胡耀邦要上前线,我也想去,因为一旦和耀邦分开,彼此就不知道死活,我希望和他在一起。至于孩子,打仗当然不能带孩子,我想,要把他放到当地的老乡家去。”
林彪的妻子叶群曾经鼓励李昭把孩子带到前线去。李昭对她说:“我没有奶,没有办法带孩子。”当时叶群刚生下女儿林豆豆不久,就对李昭说,她的奶水多,可以匀一点给就要降生的孩子,路上再找个有奶水的女同志就行了。
叶群的这番话使李昭很感动,但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当时,赶往前线的军政将领把小孩子托付给陕北老乡是常事,胡耀邦和李昭都想到了这一点。在此前后,李昭经常对胡耀邦说:我希望到前方做一些工作,不希望关在屋子里当家属。这是我们说好了的,你一定要支持我。
在胡耀邦支持下,李昭找到同一个支部的陕甘宁青委书记李瑞山说,我生完孩子后,你帮我找个人吧。我要跟着胡耀邦上前线去,没办法带孩子,想把孩子送人抚养。
胡耀邦、李昭把刚生下的孩子送给了陕北人刘世昌,并吩咐他:日后要让娃念书。
1946年夏天,一个男婴在延安的窑洞里降生了。他没有名字,父母也没有打算给他起名字。他还没出生就注定了要送人,这名字大概就要和他的养父商量了。
孩子出生了,李昭又找到李瑞山,重提为孩子找人家的事。这回李瑞山认真了,马上张罗着办,找到了延安城里的城南供销社主任刘世昌。刘世昌是陕北人,妻子生过几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都夭折了。他一听是胡耀邦、李昭的儿子要送人,马上就答应了。
月子里的女人身体弱,胡耀邦决定等李昭出了月子再出发。这个月里,也好让李昭细心照料刚刚降生的孩子。 生下孩子约40天左右,刘世昌来抱孩子。胡耀邦对他说:“我只有三个要求:一、要让娃讲卫生;二、要让娃念书;三、日后让娃自由恋爱。”
“好。”刘世昌都答应。
胡耀邦还提出了第四条:“给你的孩子要姓刘,就叫刘胡吧。”
胡耀邦又想了一下,觉得以“胡”为名实在罕见,马上修改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叫三点水的‘湖’字好,听起来像个名字。”
“行!”刘世昌答应了。刘湖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了。
临走前,刘世昌对胡耀邦、李昭夫妇说,你们就要上路了,路上会遇到许多难处。我还有一点积攒,就给你们一点钱吧。
胡耀邦说,我们都是革命军队的人,不讲这个。你的钱也不多,今后要用的地方多着呢。
刘世昌抱着刘湖回到了家。
刚生下的孩子送人了,身边惟一的孩子胡德平怎么办呢?胡耀邦和李昭商量,把胡德平交给警卫员林汉成照料。他们的想法是,只要孩子活下来了,有一个单位管着就行了。当时去前方的干部们,几乎都把孩子留下来了。林汉成从1940年以来一直跟随胡耀邦,已经有了一家人似的感觉。李昭说,我们走了,总政还在,不会不管孩子,而且,他们会管好的。
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刚出生的老二送人了,李昭心里牵挂不已。临走了,她说什么也要独自进城再看一眼二儿子刘湖。
李昭是骑马进城的。骑到延安城里,人一多,不知道怎么一来马就惊了,勤务员当时没有拉住缰绳,那马撒开了四蹄飞跑。李昭的骑术并不高明,吓坏了,心里一阵冰凉,心想:“这下可坏了,还没有上前线就死在马蹄子底下,太亏了!”
马跑得飞快,耳边风声呜呜地响。李昭只听见路边的人们在喊:“抱住马鬃别撒手,跑累了马就不跑了!”这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李昭只有紧紧地抓住马鬃。果然,又跑了一会儿,那马就渐渐收住了。
收住了惊马,李昭看望了收养了刘湖的刘世昌夫妇。这一看李昭放下了心。原来刘家夫妇真心待刘湖好,真心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昭在告别的时候一直在想,孩子以后成了陕北娃,也就不会埋怨离他而去的亲生父母了。
李昭看过了刘湖回来,和胡耀邦一起对警卫员林汉成千叮咛万嘱咐,请他一定带好胡德平。胡耀邦和李昭说,我们一旦到前方安顿好了,只要有条件,就通知你,那时请你把德平带过来。
林汉成一口答应。
待到老警卫员李柱牵着毛驴来到胡耀邦住地,胡耀邦已东进渡过了黄河
就在胡耀邦忙着准备奔赴东北的时候,有一天,老警卫员张成海推门进来找他:“部长,听说你要上前线啊?”
“你怎么知道的?”
“反正我知道了。你要是上前线,就带着我去吧,我也想上前线,还是给你当警卫员。”
原来,在军委机关负责会议勤务的张成海,有一次听到朱德、叶剑英在商量,要组织一个干部队伍到东北去,首先是机关人员要走一批,到东北开辟局面。由谁带这支队伍前往东北呢?叶剑英提议由胡耀邦带队,朱德同意了。
张成海想到前方去,因此他很快找到了李昭:“大姐,听说胡部长要带队到东北去,也带上我走吧。” 谁知道李昭的消息还比不上张成海灵通。听张成海这么说,李昭说,既然你知道这件事,就直接找耀邦说吧。 胡耀邦听张成海这样一说,爽快地答应了:“好啊,只要总司令、叶参谋长那里放你走,就到我这里来吧。” 张成海马上回去找了叶剑英。叶剑英要求张成海再一次明确答复:“到底是不是愿意跟胡耀邦去前方?” 张成海的回答一点也不含糊。
叶剑英十分干脆地走到门口,叫来了军委秘书黄华,对他说:“张成海要跟胡耀邦到东北去,你安排一下吧。”
张成海急忙赶到胡耀邦处报到,四五天后就随队出发了。
此时的胡耀邦还想起了另一位老警卫员李柱。
李柱于1938年从延长师范学校学习结束后去了县警卫五团宣传队。1942年,胡耀邦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时候,曾打算上前线,就把李柱调到身边。后来胡耀邦上前线的任务被取消了,李柱就转到后勤部保健部当营业员。现在,上前线的机会又一次来到身边,胡耀邦就要警卫员林汉成通知李柱:首长将于10月去前线,务必在此前赶回,回来的时候请买一头毛驴和几百个鸡蛋。李柱遵命去办,但是一时间没有收齐营业款。待到他收齐款项于10月20日拉着毛驴来到胡耀邦住地,才得知首长已于14日过了黄河,赶往前方了。李柱只好留了下来。
10月里,陕北天气转凉,胡耀邦就要率队出发了,他突然对已经生活了10年的陕北和延安分外留恋起来。临走的时候,一位战友带着照相机赶来,给李昭和儿子胡德平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被保留至今。战友又要胡耀邦过来,与妻儿合个影,不知道为什么胡耀邦就是不愿意,只得作罢。
拍完照片,胡耀邦和李昭把胡德平留给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汉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国民党军切断了解放军向东北开进的通道,胡耀邦想带一支小队伍插向东北
胡耀邦率领的“东干队”,总人数有七八百人,其中政治工作者多,文化人多,女性多,战斗人员少,战斗力很弱,这使胡耀邦肩头的责任变得格外重大。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必须时时绕过有日、伪军或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地带,曲折而行。
这时,胡耀邦身边的主要助手有军事干部魏群和秘书王春和,原在总政组织部的干部杨寿亭(此时改名林谦)也行进在队伍中。
“东干队”于10月14日从延安出发。因天气转冷,临行前下发了延安生产的棉衣,每人还领到一双新鞋。
一路曲折而行,大事没有,小事没有断过。队伍走到山西兴县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阻拦,只得折向北行。在接近内蒙古的时候,有一天遇到了骆驼队。一位年轻女性好奇,上前牵骆驼玩,结果被暴躁的骆驼踢折了腿。是走还是留下来?胡耀邦指示,抬着她走。
路上,胡耀邦骑一匹大骡子,与李昭骑马同行。胡耀邦晃晃悠悠,随时注意身边的一切。每到驻地,他会在油灯下把这一段路上要注意的问题写下来,装入信封,交给兵站,好让后续的队伍能够预知情况。
11月中旬,“东干队”到达张家口,胡耀邦住进解放桥路东的一个回民旅馆。几天后队伍继续东行,路过延庆,又折向承德。
来到承德,当地的热河军区向胡耀邦提供了一辆烧木炭的汽车。这是承德惟一的汽车,跑在大街上全城瞩目。胡耀邦坐上了这辆烧木炭的汽车来到平泉。前方报告,国民党的十三军已经从葫芦岛登陆,切断了解放军向东北开进的通道,“东干队”走不了了。
这时,“东干队”大部分人马已经到了林源县。根据新的情况,机关和学校人员折返张家口。
胡耀邦还是十分急切地希望闯到东北去。既然大队走不了,他能不能带一支小队伍插向东北呢?他想试一试。 11月下旬的一天,冀东北的河沟还没有冻冰,胡耀邦带领几位随从来到了平泉县的八沟,那里驻扎着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的部队。就在胡耀邦向东去的路上,李运昌部队已经和扑过来的国民党军接火了。胡耀邦带着警卫员张成海和袁凤鸣迎着枪声向前赶。走了没有多远,就遇到了我军后退的部队,原来那是正在撤退的一个营。
胡耀邦迎面叫住这个营的指挥员,一问,才知道这个营是因为敌人太多退下来的,并不是奉命撤退。胡耀邦立刻严厉起来,他要这个营停下来,整顿队伍,向敌人反击,把战线稳固下来。
率部撤退的营长不认识胡耀邦,但是从他的气质和话语中感觉到站在面前的小个子是一位高级指挥员,于是执行胡耀邦的命令,要部队停下来,准备反击。
胡耀邦身边的警卫员袁凤鸣是打过仗的。胡耀邦命令他协助指挥一个连,向当面之敌反扑,其他两个连掩护攻击。 一场短促的战斗就这样爆发了。
在胡耀邦亲自指挥下,警卫员袁凤鸣挥舞驳壳枪带领一个连冲了上去,一口气占领了两个山头,还夺下敌军一个重机枪阵地。全营战士一下子挡住了敌人。
敌人不知我军的底细,不敢贸然再战,我军的战线稳固了。这一仗,胡耀邦的决心下得快,指挥果断,使战局出现了好苗头。
12月,为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中央军委指示,由程子华、肖克、胡耀邦等人组成热河前线指挥部,指挥热河独立旅、冀东纵队等部队。在和从山海关方向来的国民党军打了几场小仗后,热河前线部队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就地停战,与当面的国民党第十三军谈判。
胡耀邦和肖克等议论,没有想到敌人会来得这样快,看来“东干队”要去东北是去不成了。也就在这个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冀热辽军区部队的政治部代主任。
很快,国共两党开始了停战谈判,刚刚退役的美国总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万里来华,“调停”国共两党两军之争。在北平,成立了以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为首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整个北方地区的停战事宜。
冀东的战局总算慢慢稳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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