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最大的失误_中国钒钛之都

1961年秋天，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2年春天，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在广州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的声学家马大猷，在小组会上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大猷这番议论，在会上引起了共鸣。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建国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称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能够摘掉这顶帽子？”“地主劳动多少年，还规定可以改变成分嘛，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如何面对这个形势，如何回答这些疑问，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周恩来到广州来了，听了汇报，看了简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据《周恩来年谱》，他于“（1962年）3月1日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二天，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宣布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在为科技会议和为也在广州召开的戏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从广州回到北京，周恩来准备向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其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样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新结论，陆定一却表示不接受。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陆定一讲话，摆开了这场争论。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按：教育部1960年曾有文件，规定只有政治上属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师可以提升职称），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中央多数领导人的主张相左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应该更多地责备他个人的失误。

　　陆定一恢复名誉重新工作以后，在一篇文章中，他说：“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这是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对“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的最大失误的诚恳而坦率的自白，是我们党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以为，对于我们党现在确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沈寅标摘自10月9日《学习时报》作者龚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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