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遇刺疑案破解：案发地“三顺茶馆”

 最新发现的老照片和文字报道澄清了1912年刺杀袁世凯未遂事件的诸多疑团：刺杀地点并非是在东华门大街，也不完全是在东安门大街，而是在后者跟王府井大街交叉的丁字街口；确定“三顺茶馆”是真正的刺杀地点，炸弹不是直接从茶馆里扔出来的，而是刺杀者跑出茶馆后扔的。

　　■刺杀背景

　　北京的革命党人在1912年1月16日用炸弹刺杀袁世凯未遂，这个事件从客观上帮助袁世凯坐稳了清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并且后来直接导致了南北议和的告成和袁世凯从清政府的总理大臣直接变身为首届民国政府的大总统。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沈弘先生曾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在到世界各地访问和讲学之余，遍访波士顿、牛津、芝加哥、多伦多、伦敦等地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集到不少有关近代中国的老照片老画片，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

　　沈弘教授陆续对这些老照片进行整理、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深感兴趣，读者读后相信也会有不少新的启迪。

　　■一则简短报道或一张历史照片就能解决历史的难题

　　我们在阅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经常会留下一些遗憾。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字狱”问题，清末民国初的众多中文史料，尤其是官方的史料，或多或少地经过了篡改，以至于给后人留下了众多前后矛盾，悬而未决的疑案。另外，中文史料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作者对于具体的事件及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各类细节的准确性关注不够。往往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正史中会避而不谈，而在野史中即使能够找到，也往往是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距甚远，因而可信度也就大大地降低。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那些被中文作者所忽略或回避的历史事件，往往会有当时在华的西方人关注和记录。除了传教士、外交官和政府部门的外国顾问和专家之外，欧美各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还向中国派遣常驻的记者，对于各类重大事件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些西文史料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关注事件的背景和各种细节。除了文字报道之外，还往往配有相关的照片来进行补充。于是这些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便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许多令历史学家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用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或一张客观记录事实真相的历史照片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

　　■即使是陶菊隐的叙述，其具体细节也未必是准确无误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1912年1月16日，北京的革命党人用炸弹刺杀袁世凯未遂的事件。

　　令人困惑的是，在国内许多的历史教科书里却没有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载。像张宪文教授领衔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样的煌煌巨著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有关这个事件一星半点的记载。就连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侯宜杰的《袁世凯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里对于跟袁世凯性命攸关的这次事件居然也是未置一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文书中完全找不到有关记载，但即便能够找到相关报道，它们也往往只是三言两语，而且在细节上还有很多矛盾和错误。

　　最容易找到的材料当然就是通过网络和媒体。在一篇题为《北京动物园历史》的网络文章中提到了这次刺杀袁世凯未遂的事件：

　　1912年1月6日，在北京东华门大街欲炸袁世凯，未成。被捕时在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身上查出用蒲叶包裹着的炸弹。袁世凯令营务处陆建章采用电刑逼供，要三人招供同伙及指使者。杨、张、黄三烈士坚贞不屈，慷慨激昂，严斥“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国人恨之，炸袁出自爱国热情，要杀便杀，别无他说。”陆用尽酷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口供，只得将三烈士处以死刑。1月19日晚，陆下令以棉花裹身，浸湿煤油，将三人活活烧死。三人遇难的当天晚上，革命党人将三具尸体运走，密葬于农事试验场松林内。

　　在这段短短的文字描述中有好几处明显的错误，如发生刺杀事件的那天不是“1月6日”，而是“1月16日”；“东华门大街”应为“东安门大街”；处死三烈士的那天应为“1月17日”，而非“1月19日”。

　　在正式出版的书籍中，我们可以找到略微具体一点的描述。例如在由王钦祥和宰学明合著的《袁世凯全传》(青岛出版社，1998年)中，我们获知了有关刺杀行动的更多信息：

　　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分组布置在袁世凯去故宫的路旁。上午近12点，袁世凯乘双套马车由卫队保护着出了东华门，行至东华门大街时，突然从酒楼上飞出三颗炸弹，“轰轰”两声巨响——有一颗未炸，护卫管带袁金标当场被炸死，双套马车的两匹马也被炸伤，但是，袁世凯却毫发未损。在卫兵的簇拥下，急忙逃走。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等10人被捕。

　　17日，袁世凯下令将张、黄、杨三人杀害，其余七人因无证据被保释。(第233页)

　　此处的故事情节显然得到了充实：如跟事件有关的几个时间都定得比较准确；炸弹一共有三颗，其中还有一颗是哑弹；不仅有人被炸死，马被炸伤，还有死人的姓名和官衔；除了三个扔炸弹的革命党人被捕牺牲之外，还有另外七人被捕，后来又被释放，等等。但是这段叙述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东安门大街被误作“东华门大街”外，其他的好多说法，如炸弹从酒楼里飞出来，“袁金标当场被炸死”等说法都没有确凿的根据，另外作者们也没有提及袁金标的马被炸死。

    国内出版的历史书中对于这一事件描述得相对详细的要数已故作者陶菊隐的五卷本巨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该书的第三版最近刚刚在海南出版社问世。陶先生在民国时期当过记者，对于那一段亲身经历过的历史感受较为真切，手头积累的资料也比较多，因此读他的书，总的感觉比较生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912年1月16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11时45分，袁乘马车由东华门到外务部新衙门办公。刚走过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突然有一颗炸弹从茶馆里扔出来，袁的马车走得快，炸弹没有打中，已经走到祥宜坊酒店门口了。他还在惊魂未定时，忽然又听得轰然一声，有一颗炸弹从酒店里飞出来。这次是打中了，但没有打中马车，却炸死了袁的卫队管带袁金标及排长一人，亲兵二人，马巡二人，平民二人和马二匹。马车在尘雾弥漫中疾驶而去。

　　随即便有大批军警在出事地点搜查刺客，当场就捕获了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10人。当天就有法国新闻记者保释了其中的7个人，只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因当场被搜出了武器判处死刑，当天执行。

　　这些刺客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都不满意南方对于袁的妥协政策，想用暗杀的手段把这个不雨不晴的局势扭转过来。行刺的人又分为三队，每人携带手枪一支、炸弹一枚，一队装作三义茶馆的茶客，一队装作祥宜坊酒店的酒客，还有一队徘徊在东安市场附近担任接应。他们都不是熟练的枪手，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目标而失败了。(第一卷，106页)

　　跟前面的那些叙述相比较，这儿无疑可以找到更多具体的细节，如茶馆和酒楼的名称，炸弹是从哪里扔出来的，死伤的具体数目，被捕那十个人的姓名，等等。然而，陶先生毕竟不是现场的见证人，他在注解中告诉我们，这段叙述是依据郑毓秀和胡鄂公的回忆改写的，而且《武夫当国》并非学术书，没有提供详细的参考书目，因此我们没法验证那两位目击者的原证词。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陶先生的叙述，其具体细节也未必是准确无误的。

　　■英国记者现场报道：扔出三颗跟炼乳罐头一般大小的炸弹

　　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说，是因为当刺杀未遂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位英国记者立即赶到了现场。他不仅后来在1912年2月1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现场目击报道，而且还同时刊登了十张他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只有看到了这些照片，我们才有可能来判断孰对孰错。

　　以下就是这位英国记者的叙述及其拍摄的照片：

　　据报前不久中国的隆裕太后发布了一个未经公开的诏书，指示袁世凯与南方的共和党人合作，以成立一个共和政府。于是袁世凯便试图说服南京政府在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永久性的政府和通过宪法之前容许由他来主持国家事务。他不太可能发现自己要走的那条路布满了荆棘。毋庸置疑的是，他的生命时刻都受到了威胁。请见证1月16日所发生的事件，他在那次事件中差一点没有逃过在北京对他进行的刺杀。当时他在紫禁城参加完一次御前会议之后出来，马车正要穿过王府井大街时，突然有三颗炸弹向他扔来：大约有二十人在这次刺杀事件中受伤，其中包括他的卫兵和巡警，有好几个人因伤势严重而濒临死亡。那些跟炼乳罐头一般大小的炸弹中装了威力强大的烈性炸药。其中有一颗炸弹没有爆炸，另外两颗也没有准确命中目标，而是落到了内阁总理大臣的马车后面。刺客们是在袁世凯的马车队接近时从茶馆里出来的，扔完炸弹以后，他们又逃进了茶馆，并在那儿被捕。

　　看过了这些照片和前面的文字报道之后，我们才算对刺杀袁世凯未遂的现场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首先这个地点并非是在东华门大街，也不完全是在东安门大街，而是在后者跟王府井大街交叉的丁字街口。其次，按照英国记者的说法，刺杀者是起初躲在茶馆里，扔完炸弹以后又跑进茶馆的，因而这儿才是真正的现场。炸弹也不是直接从茶馆里扔出来的(看到照片之后，可以确信这一点)，而是人先跑出来之后才扔的，之所以没有命中目标，主要是因为街旁有一个木制的岗亭挡住了刺杀者的视线。这些重要的细节在中文史料中都没有提及。还有，陶先生言之凿凿地把那个茶馆称作“三义茶馆”，可是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茶馆门外面挂着的两块牌子分别为：“三顺字号”和“茶业老店”，所以它应该叫做“三顺茶馆”。刺杀袁世凯的革命党人张先培的名字被作者误拼为“张光培”，其实张先培(1888-1912)毕业于陆军贵胄学堂，并曾供职于军谘府测地局，所以他的名字应该是有案可查的。

　　另外，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其他的信息，例如，巡警们只是在把守茶馆，而非旁边的“祥宜坊酒店”，故刺杀者躲在酒店或从酒店里扔炸弹的假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从照片中我们看到只炸死了一匹马，即袁金标的坐骑，而不是陶先生所说的两匹；现场并没有像陶先生所说的死那么多人，而是受伤二十人，袁金标也是送医院后才伤重不治的；炸弹的威力之大也可以从茶馆的门窗和路边救火水龙头外面的木笼被炸得面目全非这些细节上窥见一斑。

　　所有上述这些栩栩如生的细节，以及手提砍刀，在十字路口看守着被捕革命党人的京师刽子手，他身旁被捕的革命党人和在现场采访的英国记者，路中央用箩筐盖着的那颗没有爆炸的哑弹，那匹倒在血泊中的黑马，还有伸长了脖子，等着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们，都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重返历史现场的真实感。

　　从以上这个典型历史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即对于现有中文史料中的叙述我们不应过于迷信，而始终应该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来加以审视和比较，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在这种求真的艰难过程中，相关的西文资料和老照片可以成为我们有用的研究素材和参考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