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远：我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2)

    田炳信：蒙方有没有洒了些酒在上面？

    王中远：那到没有。

    田炳信：这个仪式搞完的时侯是16日了？

    王中远：是16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田炳信：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王中远：当时国内没有明确，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个什么人物。国内也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但蒙方没有火葬，只好就地掩埋。

    田炳信：许大使一直在吗？

    王中远：一直在，他是领导，主谈。谈判的情况孙一先同志的《在大漠那边》一书中写的很清楚，当时只有我知道林立果，我在北大读书时，他也在，知道是林彪的儿子。当时林豆豆也在北大，是中文系的。

    田炳信：你怎么知道是林立果，你看到什么了？

    王中远：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田炳信：社会上有传闻，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

    王中远：社会上有各种传闻，这是其一，但这部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是高空几千米被打中，残骸至少要在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如果是高空几千米打中爆炸，那尸体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有人提出来有个洞，有人怀疑是不是打下来的，实际上应是飞机爆炸里面的东西向外冲出来的，洞口是外翻的，所以肯定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老孙回国汇报后，又汇同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田炳信：你们回到温都尔汗以后，还继续和蒙方谈吗？

    王中远：我们一回到温都尔汗就又开始谈判，双方态度越来越激烈。9月16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一直到17日一整天。17日下午，我们确实感觉不能再呆了，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晚上六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乌兰巴托以后，马上给国内报告，因为当场谈判实际谈了两天两夜，谈话记录也很长，都是原话对口记录，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东西南北走向，怎么走法，机身在那里爆炸，尸体的位置摆法，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

    材料准备好后，由孙一先同志回国向总理直接汇报，孙一先同志9月21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当时与孙一先一道回国的还有一名翻译，回国休假，对事件一点都不了解。汇报时总理当场问老孙，回来几个，答两个，那个没去现场，他是回来休假。总理就问那个哪去了，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说他已经回家了，他不了解情况，总理很严肃地说：“谁让他回家的？”并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人把那名翻译找回来，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起来。

    田炳信：当时老孙知道是什么事吗？还是汇报完才知道？

    王中远：当时不知道，汇报时也不知道，一直到传达文件。

    田炳信：当时讲林彪的飞机一起飞，全国的机场都关闭了，有这回事吗？

    王中远：听说是这样，但为什么关闭，也不得而知。

    田炳信：关闭是所有的飞机起飞和降落不了。

    王中远：对，应该是。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间知道林彪的事的？

    王中远：我知道的很晚。当时双方谈判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9月29日下午五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9月30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田炳信：事后你会有联想吗？

    王中远：当时还真没有，没有更多的想，实际上国内在国庆前后就开始传达了。当时1971年《人民画报》的第七期或是第八期，封面登了林彪头像，10月份通知要收回。

    后来，文件也来了，我赶紧到保密室去看照片，当时拍了很多，对照一下，叶群的特别像，她烧的很轻，摔的也很轻。林彪的脑袋摔了半个，脸型还是比较像。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想过？还是不敢想。

    王中远：我就没想过，但是脑子灵光一闪，然后没再想。当时工作也很忙。

    田炳信：当时传达以后，使馆有什么反应？

    王中远：大家一样，都很吃惊，想了很多，如果飞机没爆炸，如果飞机迫降成功了会怎么样？或者蒙方把他接到苏联……等等。

    田炳信：在我们国内公布之前，苏联有插手吗？

    王中远：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场苏联人不止一次的去过。埋掉了也很容易挖出来的，这很可能。实际上外界9月20号以后就有传闻了，就像酒会上问我的事。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开批判大会？

    王中远：我们在国外学习了文件。

    田炳信：后来经过这么多年，参与处理这些事的人，回国后还有人找吗？

    王中远：有，很多人感兴趣。

    田炳信：80年以前还有什么样的人问，熟人、小圈子？

    王中远：那时最大的谜，它究竟是怎么样掉下来的。油确实不够飞到苏联，一共是12吨油。本来第二天要飞往广州，还没来得及加油，看样他要往苏联飞，他并没有要往蒙古飞，要往苏联飞油不够。温都尔汗出境几百公里。

    田炳信：文章后来86年写了一篇？

    王中远：86年外交部召集我们四人写了篇东西，是作为文件。这个事情国内外都很关注，后来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国内各大报纸杂志转载。

    田炳信：后来，出了这个事，你在蒙古又工作了几年？

    王中远：五年，我是76年回来的。当时没有再去现场看，因为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年代，两国的关系非常僵，到处都是反华的声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使馆人员外出都受到限制。

    田炳信：后来你又回去时，有没有再去过当时的失事现场？

    王中远：81年去了蒙古后，我没有去过。八十年代末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使馆的同事、报社的记者有的去了。

    残骸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听说中国有些人通过使馆的协助，把一些飞机残骸拉了回来，有一部分放在北戴河，林彪别墅。

    田炳信：经历了这件事，自己对政治有什么看法呢？

    王中远：从使馆来讲，一级一级的，上面传达的文件，大家是领会精神。90年代以后，去的人比较多，也有的人写现在现场的情况。

    田炳信：当时事件时，穿的军服还很厚吧。

    王中远：9月蒙古已经很凉了，有时9月底就下雪了。许大使这个人很好，现在80多岁了。

    田炳信：当时蒙古的东戈壁你去了？

    王中远：没有机会跑，在蒙古当时有一些中国援建工程，有信使，带家信，我去看望过。乌兰巴托市路是我们修的，当时电厂也是我们修的，还有酒精厂等。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有上万工人在蒙古，“文革”期间关系不好，就撤回来了。

    田炳信：当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王中远：现在叫蒙古国。

    田炳信：林彪事件对国内影响是什么？

    王中远：主要是对林彪怎么看，赫赫战功没人否认。但是后来的林彪是怎么演变的，本来林彪是深受毛主席赏识的，非常信任他，69年写进党章，71年就这样了，这两年巨变，究竟是怎么变的，不了解。

    人类一直在追求速度，对速度的留意观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也包括诗人、词人的感觉和记录。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这是一个马车夫的内心速度；山舞银蛇，原驰腊像，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苏式小飞机的感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古代大诗人驾轻舟过长江顺流而下的船与马，船与轿子的悠然对比。

    辽阔的草原，无垠的沙海，茫茫的戈壁，淼淼的水域，这些感觉大都是乘船、骑马、坐轿、步行获得的印象。

    1998年，我从呼和浩特乘小飞机到了一趟乌兰巴托。乘机前，呼和浩特的朋友说，乘坐蒙古航空公司的飞机，一是羊膻味大；二是蒙古空中小姐特漂亮；三是碰上驾驶员喝多了，一个醉鬼开着一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就像骑在一个大白鸟上，那感觉美极了。在蒙古草原上如果恰好碰到在游牧的羊群、马群，他们会做超低空俯冲，飞机像一只大鹰把羊群驱跑如飞。我听后，先是鼻子收缩，再是眼睛放光，然后是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飞机后，飞行一小时后，我发现内蒙古人真幽默，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许多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千万别当真。

    从高空看草原，看戈壁，看大漠，看森林，看大海，其实都是一掠而过，向东，向西，向北，向南，都是一样，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色块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那个草黄羊肥的蒙古高原最美的季节，林彪9人同乘一架飞机飞临黑漆漆的大地，除了天上散散疏疏的星光，我相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内心的焦虑和急躁，我相信今天无人知晓，飞行的速度对林彪而言，是快还是慢，我相信今天也无从知晓。飞机是被导弹打飞的，还是燃油不够坠毁，是由于搏斗失控，还是技术操作不当擦地起火，我相信，也是一个谜。

    我搜集到了几个材料，照录如下，也算是一种对不解之谜的结尾。

    1、2004年5月10日，深圳新闻网报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爱人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她的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国务院信访办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协商，由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潘景寅家属，为孩子看病；同时，专机师就机组4名死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2、《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写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

    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