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列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小平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出发前，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主席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主席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第一，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主席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刘少奇的。第二是谈彭德怀，毛主席说，我看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毛主席说彭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主席提议叫彭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主席还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德怀。）

学术批判和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刘少奇不在国内。毛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四清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五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在四清中的过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陈伯达，陈伯达服了安眠药没醒，尽力地记下了十三条。他从来不详细记。记下一点，赶紧打电话找我，把记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我写，写了十三条，说要搞个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发的。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我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这是因为在二十三条之前毛主席和刘少奇有争论，政治局扩大会上，刘少奇说当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会上有争论。刘少奇坚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康生也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的。我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时我建议陈伯达等三人去告诉刘少奇，请他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毛主席消消气，就行了。他们三个人找了刘少奇，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关于这事我在秦城写过材料，说陈伯达有功。那时陈伯达已打倒了，我还是这样提。我写的这个材料彭真也看过。现在陈伯达、陶铸不在了，彭真还在，这件事他大概还记得。

    搞二十三条，我从头到尾参加。主要是我写，后来又吸收几个人，有许立群、邓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刘少奇本来依靠王光美指挥全国四清，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不指挥了，毛主席指挥。书记处是彭真管四清，抓通县为重点，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到处张贴，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写成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这样提。这里所说的走资派表面是指农村干部，实际上是指刘少奇。毛主席认为党脱离群众，搞不好党要变质，政权要变质。官僚机构，旧的机器，如不解决，党要被打倒。这问题苏联解决不了，中国采用了很多办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学术批判不行，四清这样比较激烈的办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挥四清了。《历史问题决议》说在四清问题上刘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当时刘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强调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少奇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查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查研究。那时邓小平抓三线，刘少奇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小平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一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小平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小平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少奇、邓小平，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小平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小平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克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小平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邓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

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