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遗失的财宝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国胜乡大石房村，小时候从记事起，我经常在火塘边、田间地头和放牛、羊的山坡上听见长辈们谈论起解放军解放盐边时发生在这里的许多故事。讲这些故事的人，大多就是当年的见证人或经历者。我很好奇，睁大双眼，静静地听着，听得忘了吃饭，忘了睡觉……

　　为什么这里会有如此多的故事？因为这里就是当时盐边县最大土司葛少武的老巢。

　　葛绍武家族势力之大，整个家族盘距此地长达几百年，传说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奈他不得，只得封官晋爵加以安抚。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旺及一时。解放战争一开始，国民党政府便加封葛绍武为“长江上游守备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抗衡。解放军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在这里剿匪，战斗相当惨烈，牺牲的将士许多曾参加过平津、辽沈、淮海战役。

　　我在盐边烈士陵园中见到了许多烈士的名字和相片，那一张张英俊、年轻的脸上还带着娃娃的幼稚、最大的不过二十三、四岁，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

　　多少年过去了，葛土司家老衙门已消失贻尽，大石房的故事不再有人提起，后辈们已再没有人听说或了解那段尘封了的往事。我也从当年听故事的青屁股娃娃成了胡子拉喳、满脸皱纹的老头。

　　自从看了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后，我得知此电视剧的播出不仅在全国形成了极大的影响，深受全国人民喜爱，而且还给当地带来了旅游业的繁荣，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说实话，我当年听见过的这些故事，也该拍成影视片，便产生了想把这些故事搜集、整理出来的想法。可是，当年的见证人或经历者都基本上不在人世了，我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把那些故事抢救性地发掘、保存下来，这将是大石房村民子子孙孙的遗憾，盐边县人民的一大损失。

　　历经艰辛，我根据《盐边县志》和《盐边县文史资料》中一些记载开始搜集、整理着当年的只言片语，采访为数不多至今仍然健在的一两个知情人。

　　一天有人告诉我二十多年前一个名叫李时权的人曾记录过这段历史，手稿名叫《盐边风暴》，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未面世。

　　我如获至宝，开始了寻访之路。

　　经过长达近一年的走访，我了解到李时权自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任国胜乡大石房村小学教师，土匪暴动时参加民兵在解放军的带领下配合解放军剿匪。后来，他离开了此地，现在盐边县或大石房没有人与他有任何联系，不知此人是否健在？

　　带着仅有的一丝线索，在茫茫人海中我艰难的搜寻。其间，我住着廉价的旅馆，背着从旅馆带来的白开水、啃着干面包，四处寻访。终究黄天不负有心人，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２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了当年那《盐边风暴》手稿的作者李时权。

　　李时权家看起来光景不好。我走进屋时，李时权不在，只有一个老哑巴向我比划着什么，听说此人是李时权的弟弟。好不容易找到了李时权的儿媳妇，但儿媳却见到我就抱怨起来：“那老不死的成天东跑西跑，有时几天都不回一趟家，家里的洋葱全烂在地头了也不帮一点忙，不晓得死到哪里去了！”

　　在李时权侄儿和四邻的帮助下，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在镇街上四处游荡的李时权被人带着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见到李时权时，我的心顿时沉重了起来，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佝偻着身子，蹒跚着走来向我伸出了那饱经磨难而干枯的手。

　　当问及《盐边风暴》一事时，李时权止不住老泪纵横，告诉我他当年被划为“立场不坚定分子”而失去教师资格，在家种田之余，怎么也忘不掉当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便搜集、创作了《盐边风暴》。

　　他一遍遍修改，一遍遍地抄写，其手稿达几十个学生作业本，并向多家出版社投稿，但每次都杳无音讯。

　　为了还原当年的历史，完成人生的意愿，他除了在为老干部“平反昭雪”的几年中上访，递交材料找组织诉说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投稿，可最终还是没有见到《盐边风暴》的面世。

　　为了这些事，他耽误了不少农活，受到乡邻的冷嘲热讽，遭到了老伴的不少责骂和儿女们的抱怨。现年岁已高，他跟着三儿子家过，老伴离开他与另外一个儿子生活。由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在家经常被儿子和媳妇责骂，他只得东游西荡地在外混饭吃。

　　当我问及《盐边风暴》手稿的去向时，他告诉我近十几年来，他居无定所，手稿早已丢失，不知去向。

　　我心里一阵针刺般疼痛，望着眼前这年老力衰，穿着破烂的老人，除了为他的晚景感到悲哀外，还希望老人是否能再重新找回那遗失了的《盐边风暴》。

　　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答道：“我虽然老了，很多年没有再写过字，但记性还好，头脑不昏，过去写的百分之几十还记得，只不过现在手有点颤抖，眼睛不好使了，又没得纸和笔。”

　　我很快为老人买来了纸和笔，并给老人留下七百元钱，让他安心写作。

　　为了我的家乡大石房，为了盐边人民，为了攀枝花那段不应该忘却的历史，我希望有更多热心人的参与，为老人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找回这失去多年的财宝。

　　这是生我养我这块土地上的财富、盐边人民的财富，也是攀枝花人民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