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格·德蒙达朗拜尔：我就像贾宝玉

    于格·德蒙达朗拜尔，法国一个世袭800年的贵族后裔、才华横溢的画家和导演。在1978年深夜，他的双眼被歹徒的硫酸泼中，从此双目失明。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之后，他终于重生——骑马、驾船、攀岩、旅行，不再把自己困在黑暗的世界里。日前，于格来到上海为25年前的自传《残杀光明》中文版做宣传，接受了早报记者的采访。

　　东方早报（以下简称早报）：在被泼硫酸失明之后，您是如何重建生活的信心的？
   
　　于格：就我而言，如果没有社会的帮助、朋友的关怀，很难想象自己能从艰难生活中走出来。出事之后我没有回家，家庭会像蚕茧一样把你束缚住，而朋友们的关怀会给予你生活的勇气。
   
　　早报：《残杀光明》出版之后，有没有预想到会这么受欢迎？
   
　　于格：这本书出版之后，许许多多读者来信表达他们的激动心情，这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有一次在尼斯遇到一个乞丐，他把我拦住说认识我，在书店看过我的书，并对我表示感谢，这让我非常受到鼓舞。
   
　　早报：失明后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于格：现在最遗憾的是自己无法用眼睛看到钟爱的女人，无法用眼神和她们交流。
   
　　早报：您出生在法国一个历史悠久的世袭贵族家庭，能谈谈您的家族吗？
   
　　于格：我们应该是个骑士贵族家族，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800多年里诞生了许多公爵，和王室的关系也很密切。19世纪的时候，我们家族在法国特别显赫。
   
　　早报：作为贵族，您是否有天生的优越感呢？
   
　　于格：在19世纪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家族是红色贵族，这里的红色就是革新的意思。这种意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在法国，描述一般的贵族家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蓝色血液，以表明自己比普通人更高贵，但我很高兴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普通人的红色血液。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非常谦虚的人，根本没有贵族的傲慢优越感。
   
　　早报：那是什么促使您在年轻的时候就抛弃优越的家庭环境，到外面闯荡社会、自力更生？
   
　　于格：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这样的意识，身在大院，但渴望从家里面出来，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加宽广，我要走出去认识这个世界，走我自己的人生。
   
　　早报：盲人都被告诫尽量不要独自旅行，那您现在还不停地“在路上”，您想要证明什么？
   
　　于格：旅行不是游山玩水，直到现在每次外出旅行都是有一定意义的。这次到中国来，意外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我也不停地接受采访，是希望借这个机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
   
　　早报：几年前，那时候您已经失明，但您固执地独自在喜马拉雅山谷旅行，这次旅行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于格：一开始我义无反顾地冒险去那里是为了追寻我的女朋友，但真正的原因是想证明自己是否真的能独自生活。
   
　　喜马拉雅山旅行之后我写了一本书。虽然我看不到，但我调用了我所有的感觉去感受喜马拉雅山谷的岩石、狂风、山鹰。后来出版社编辑甚至认为我写的不是我的真实感受，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盲人不会描绘得那么真实。后来意大利的出版社知道了这个事情，他们说：“那个法国出版商真是个愚蠢的家伙，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盲人为什么就不行？”
   
　　早报：据说您在读《红楼梦》，您在这部描写中国大家族兴衰的小说中是否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呢？
   
　　于格：我们家族和《红楼梦》中贾家最相像的一点是，任何一个家族都会衰败、落魄。看《红楼梦》有时候会会心一笑，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红楼梦》里的宝玉，在家族里面不循规蹈矩，喜欢自由。而我的父亲则更像宝玉的爸爸，小时候父亲用马鞭打我。
   
　　早报：从您的自传中可以看到，您对女性似乎有特别的亲近感。
   
　　于格：在我受伤之后，爱情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我的书中，用比较浓厚的篇章写了女性怎样用爱情帮助了我。我很喜欢女性，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女性可以补充我很多的不足。在我的想象中，一个群体里如果没有女性，简直无法生存。
   
　　早报：失明之后，您还尝试过重新拿起画笔吗？
   
　　于格：绘画是视觉艺术，虽然我现在也很渴望能重新拿起画笔，但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能做不诚实的人。我现在可以弹钢琴，遗憾的是，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旅途上，而钢琴实在不适合携带旅行。
   
　　早报：自从您失明之后，您还能感觉到以前画作中的那些线条、色块吗？
   
　　于格：当然。我觉得我能看到自己的画，有的时候也会摸。在摸画的时候感觉自己是转世了，当时画这些画的感觉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像是前生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