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五十年：文学就是这样生产的(2)

　　1993年，李小林找到写过《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李辉。李小林说，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只写到晚清，希望李辉能够就他熟悉的20世纪现代文化以专栏的形式继续写下去。李辉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专栏《沧桑看云》。

　　《沧桑看云》一开就是三年，专栏第二年以后的内容和“文革”有关。李辉说：“当时很多刊物不发跟‘文革’有关系的文章，在这方面我觉得《收获》是很有见地的，但他们又不是盲目地为了炒作，而是作为有思想性的文学刊物，对历史事件应该有所发言，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游记，或者是些史料、掌故，还是应该有批判性的角度看待历史。这样，我就在1995、1996年集中写了田汉、邓拓、吴晗、老舍、胡风，还有红卫兵、‘五七’干校等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人物基本上是在‘文革’中去世的或者是‘文革’中受迫害的。”

　　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以后，李小林买了一本，后来带到杭州，读给巴金听。李小林很喜欢这部作品，并对作者陆键东发生了兴趣，后来通过三联书店找到作者，约他开了专栏《世纪流云》。

　　编辑在《读书》上看到作家余华的随笔，觉得不比他的小说差，就约他开了音乐鉴赏的专栏《边走边看》。

　　《收获》专栏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还有阿城的《常识与通识》、叶兆言的《杂花生树》、李辉的《封面中国》，以及《走近鲁迅》、《河汉遥寄》、《人生采访》，近年的《亲历历史》、《一个人的电影》。

　　给《收获》开专栏，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开专栏的作家都有一个几乎相同的感受：苦不堪言。李辉说：“《沧桑看云》写得特别慢，修改特别慢，考虑到一万多字的文章容量，废墨不能太多，尤其是专栏，我觉得专栏是最考验一个人的，考验你的毅力，你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一篇两篇蒙得过去，一个专栏下来，你要是不加把劲，是没资格的。她找到我开专栏，本身就是对我的信任。从我来讲，我要尽量做得很好，所以，那三年真的写得很辛苦。”

　　余秋雨写完《山居笔记》最后一篇时如释重负：“这是一个杂志和一个写作者之间一场严肃而漫长的生命逼索，一遍遍修改，一字字校正，一次次摇头，一声声叹息，像是拉了七年锯，打了七年铁。”

　　余秋雨今年再次在《收获》露面，开设专栏“苦旅余稿”。第1期和第2期上先后发表了余秋雨的《问卜中华》和《古道西风》。余秋雨此次推出的散文，是《文化苦旅》增补本中的新作。

　　小说Ⅰ：文学驮着电影

　　1986年岁尾的一天，电影导演张艺谋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在携《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之前，他首先在上海文艺圈内试映这部影片。张艺谋的手中捧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上格非的小说《迷舟》吸引了张艺谋的注意。到上海后，张艺谋与《收获》联系，编辑部迅速安排他和格非见面。尽管后来没有拍《迷舟》，但直觉告诉张艺谋，以后会得到这本刊物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他非常需要的。

　　后来，《收获》为张艺谋提供了苏童的《妻妾成群》(电影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和余华的《活着》。在写于1994年的一篇短文中，张艺谋以《文学驮着电影走》为题，高度赞扬了文学对电影的贡献：“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位导演能真正地自编自导而同文学界彻底‘断交’的，相反，无数出色的影片和电视剧莫不是从小说改编而来。我们干导演和演员的，常常站在金字塔的顶端面对掌声和欢呼，那是命好。其实谁都清楚，塔顶底下是多么大而宽的一个坚实整体。而铺在最底部也是最阔大厚实的一层，依我看，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了。文学驮着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我们中国。”

　　《收获》上的小说总是受到影视的青睐和关注，天然地成为影视剧创作的弹药库，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是一个长长的列表：谌容的《人到中年》(电影《人到中年》)，路遥的《人生》(电影《人生》)，王朔的《顽主》、《你不是一个俗人》、《动物凶猛》(电影《顽主》、《甲方乙方》、《阳光灿烂的日子》)，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电影《幸福时光》)……

　　早在“文革”前，小说就是《收获》最重要的文学品种，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有相当一部分首发在《收获》上，《创业史》、《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艳阳天》、《欧阳海之歌》……《收获》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陈村语)指的就是《收获》的小说部分，当代著名的小说家都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作家与《收获》的密切联系，《收获》对青年作家的发掘和发现始终是文坛的佳话。不少作家正是被《收获》发现后，才登上文坛的。作家马原说：只有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才真正算得上是个作家。苏童说：就像梨园艺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场的舞台，我至今难忘屡次投稿碰壁时《收获》的知遇之恩，或许是提前了一两年，或许是在关键时刻将我推上了文学舞台。王朔说：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

　　鲜为人知的是，诗人北岛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是一个短篇小说。小说《稿纸上的月亮》发表于1981年第5期，当时用的是北岛的本名赵振开。在李小林印象中，诗人给编辑部写了信，随信寄来了小说，然后编辑看了小说，予以刊发。北岛再次在《收获》发表作品是在21年之后，描写海外生活的《搬家记》发表于《收获》2002年第4期“生活在别处”专栏。2004年，北岛应邀开设专栏《世纪金链》，后来以《时间的玫瑰》为题结集出版。

　　小说Ⅱ：先锋作品专号

　　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首推王安忆，从1980年第4期发表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至今，王安忆伴随《收获》走过了27年的时光，王安忆在《收获》发表了包括长篇、中篇、短篇、散文各种体裁在内的作品28篇。

　　今年第2期《收获》，王安忆发表了她的长篇新作《启蒙时代》。

　　《收获》1987年第5期推出的“先锋作品专号”是当年震动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专号集中刊登了青年作家的作品，阵容整齐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被评论界称为集束炸弹：中篇小说《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实验文体《信使之函》(孙甘露)；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

　　当时已经在《收获》做了5年编辑的程永新在自己的同龄人身上看到了呼之欲出的创作力：“我预感年轻作家更有力量，离文学的本身更近，他们和王蒙这一代作家有所不同。”当程永新提议出青年作家专号时，得到了李小林和编辑部全体的支持。在先锋作品专号亮相的青年作家以后大多成为新小说的主力。

　　专号中的作家有的当时还默默无闻，如余华。当时由于《北京文学》容量有限，评论家李陀向《收获》推荐了余华的两个中篇《一九八六》和《四月三日事件》。余华那时仅仅在别的杂志发表过一两个短篇，还没有发表过中篇。编辑部看了后，立刻决定发表，《四月三日事件》编入了先锋作品专号。紧接着第6期，《收获》又发表了余华的《一九八六》。一个没有发表过中篇小说的青年作家，连续两期发表作品，在《收获》是第一次。

　　1988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先锋作家专号，中篇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罂粟之家》(苏童)、《请女人猜谜》(孙甘露)、《难逃劫数》(余华)、《死亡的诗意》(马原)；短篇小说；《异邦》(皮皮)、《青黄》(格非)、《悬岩之光》(扎西达娃)；话剧《时装街》(张献)。

　　时隔一年，才再次推出先锋作品专号，是因为当时负面的反馈源源不断，有的老作家直言：我没一篇看懂的。《收获》压力很大。李小林说：“先锋作品专号为当代中国文学写作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当然写作整个在往前面发展，需要我们来做一些事情。一个刊物要有生命力，有活力，就应该不断地有新作品。如果能够有点朝气，哪怕是有缺陷的也好。”(记者 王寅)

　　(钟红明、蔡兴水、沈亦文、梁轶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