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于丹心得的着重点不是古代,而是要告诉大家:“《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欢乐。”在她看来,“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如何找到你内心的安宁”;秘诀在于“不是苛责外在的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时间、精力,用来‘苛责’内心”;也就是“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样获得的内心安宁,于丹用朱熹《四书集注》的话作了准确的揭示:“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以为改变自己的内心,把世上一切(包括受到的伤害和遭遇的不公正)看成都是合理自然的,就能使我们从怨愤中摆脱出来,安于既定的环境而怡然自乐。这实际上是以逃避现实为安宁,以麻醉自己为淡定。如鲁迅所说:“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这样的苛责内心,与阿Q临刑前被抬上辆没篷的车,泰然自若地“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相差无几。如果这是《论语》解开现代人心结的秘诀,那么带给我们心灵的决不会是欢乐,而只能是精神胜利法的痼疾。 于丹有上述“软伤”的重要原因在于对待儒学传统的态度。罗素有段话说得好:“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便妨碍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碍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我认为对待儒学传统的正确态度也应该如此:既要有同情的了解,又要有深沉的反省。但于丹的心得,只有对儒学精神光芒的尊崇。这最为典型的是“心得”在接近结束时说的这段话:“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读到这段话,不由让人想起覆盖在鲁迅遗体上,赫然写着“民族魂”大字的旗帜。鲁迅以为要形成现代中国的民族魂,必须深刻地反省儒学传统烙刻于国民性中的精神创伤。不仅鲁迅,“五四”前后的不少人都对国民性作过如此的自省。这是“五四”批孔非儒的重要方面。对于“五四”的批孔非儒,通常被称之为“打倒孔家店”。其实,当时只提出过“打孔家店”。显然,后一口号比之前一口号,全盘否定儒学的意味要减弱了许多。事实上,“五四”批孔非儒的思想家没有一个是全盘否定孔子的,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孔子有历史价值而没有现代价值。然而,一个“打”字毕竟充满了蔑视之意。尽管这蔑视有其历史的理由,甚至在当时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但终究不是对待儒学传统的正确态度。不过,“五四”揭示儒学对人们的精神奴役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光辉一页,其冷峻的批判和沉痛的呐喊,至今依然令人深思,依然振聋发聩。于丹心得全然弃置了这些,把民族魂的构筑托付于子孙们世代忠实地践履儒学圣贤的教诲,而且是不管蒙昧还是自觉,痛楚还是欢欣。这对孔子和儒学是何等的尊崇。记得曾有人调侃道:于丹讲《论语》,“孔子很生气”。我想生气的大概是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