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凌辱的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忘年之恋

    她四岁那年，紧依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场风暴之后成了一片汪洋，灾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处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谋生。上海码头上，他做搬运工、做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来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日渐困顿。这样又煎熬到10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便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已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使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想，这份天然的美丽却给他带来了人为的灾难。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藏身。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对她表示极度关心，大献殷勤，并强行做她的“保护者”，但实质上为了达到一个独占的目的。几次夜闯潘兰珍住处威胁强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时寻故找茬，责罚打骂，受尽了屈辱，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终于在软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兽的挟迫下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在与虎狼相伴中，潘兰珍经受了非打即骂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他为了抛弃她，常常以无端的暴力让她“心死”，每次潘兰珍都在那种“重刑”下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终于在忍耐的极限上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她逃离了虎口，孤苦伶仃地隐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后楼的亭子间里。

    她怎么也难以想到，这次的搬迁却整个地改变了她今后的生活。她陪伴着一位孤独的老人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她和陈独秀成了邻居，住在同一幢楼房的同一层。

    1929年9月，陈独秀、彭述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1日，《无产者》创刊，该派亦称“无产者社”。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

    共产党的总书记被停职了，思索，彷徨，艰难中开发的思想结果，在贡献时当作了笑料。海外的托洛茨基给他带来了一丝惊喜，这不是政治上的知音吗？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被驱逐出了自己创立的党，党籍中注销了陈独秀的名字。在遭受的独裁与心中早己树立的民主形象之轰然撞击声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党组织的现状在与理想中的拯救危亡的组织，使他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另辟蹊径么？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佳方向，他不愿放弃这一理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反对派的立场，提出足以使那个被远方控制的已失去自我方寸政党惊醒的言论，未尝不是一种革命。

    反对派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但四派的狂吵、争斗，告密与自我破坏，似乎又成了不能自我免疫的病毒。新的更光辉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做思想的“失踪者”么？

    国民党的悬赏通缉令，两个儿子的牺牲，共产党的停职、开除的惩办，寄予希望的新的派别内部的纷争……

    蜗居，书卷，独影，窒息。斗室的空气似乎在急剧地膨胀着，这种无形的压力逼得他几欲无法喘息。

    他打开窗子，欲远放眼，对面的窗子及那张呆呆凝视窗外的脸又与自已的目光砰然相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看到那张年青秀丽的面孔，他的心里蓦然跳出了一句话。

    “荒谬的感觉！”他否定了自已，心灵的困苦怎有年龄的限囿？

    潘兰珍合上窗子，一丝恐惧刺得她的心一阵紧缩。她已怕见任何男人，男人似乎已成了粗暴与欺骗的象征。每次自己临窗凝思往事的时候，对面的窗子便不知何时也出现了凭窗沉思的镜头，那一副蓬头垢面的形状总让人觉得可怕。那种躯壳里怕不是也藏着虎狼一般的心？

    但每每此时，她顾影自怜，由已推人，对他那种孤苦又有着一种莫名的共鸣。对面的窗子深夜常常亮着，而她隐隐约约地发现那位老者总是在阅读或奋笔。

    她还深深地感受到，每次与他迎面相遇时，他的目光与面容总透出一种父爱般的慈祥。难道他也有更加不幸的遭遇？

    陈独秀也合上了窗子，一种更加幽深的孤独挥之不去。

    此时的潘兰珍，渐渐地升腾起同病相怜的感觉，陈独秀也常常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在以后的相遇中，他们便开始以微笑互相打着招呼，表达着相互的理解。

    长期的忧思，无定的饮食，躲避缉捕的紧张，失亲去家的苦痛，使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处于垮溃的边沿，胃病如期而至。医院是不能去的，在不得已时他才去小药店抓点药，得过且过的迁就致使病情在不断地加深。

    一天晚上，他终于在买药归来的路上在极度紧张中倒在了地上。

    这时，远远地走来了一位刚下夜班的女子，见到地上躺倒的人她惊叫了一声，仔细一看，只见这人身穿破旧长袍，脖子里绕着条围巾，礼帽扔在了一边。他胡子拉碴，面色苍白。这不是那位邻居吗？她忙俯下身去呼唤道：

    “先生，侬醒醒，快起来，阿拉扶侬回家！”

    她就是潘兰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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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没有反应，潘兰珍也顾不了许多，忙唤了一个邻人，一同将其抬到了自己的小屋里，又很快请来了大夫，医生把过脉后，给陈独秀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并开了些药。

    陈独秀渐渐地醒了过来，他微启双目，看到这位邻居手中的药和汤，便明白了一切。他顿觉一股暖流涌遍了周身，素昧平生的女子让他陡然间感受到了一种博大的温情。他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便问道：

    “姑娘，你叫何名？”

    “阿拉叫潘兰珍，在附近做工，与侬是邻居。”她停了一下问：“老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李，是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为生。”安徽与南京的口音很相似，潘兰珍对陈独秀的话深信不疑，回想起自己婚姻的不幸，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软绵的苏白与安庆的方言开始了对话。有了这次机缘，陈独秀与潘兰珍的接触便多了起来。

    在和谐的相处中，潘兰珍惊喜地发现，这位李先生的儒雅与热情使她在男性的世界里寻到了女人的自尊，昔日在粗暴下的屈辱也在这种关怀下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贫难的家境，使得潘兰珍从未进过校门，看到陈独秀整天奋笔疾书，听到他常常谈天说地，便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一种由衷的崇敬便定格在她的心里。于是，她便经常帮他烧饭、冼衣服，他的家务琐事几乎由她包了。

    从此，他们便象一家人似的，一起吃饭，一块说笑。陈独秀一有空闲便教潘兰珍识字读书，写写画画，唱歌诵诗，有时还讲一些历史、地理知识给她听。他在政治的失意与流离辗转的生活中意外地收获了一种家的温馨。

    在陈独秀的启蒙指导下，潘兰珍儿时的记忆唤回了不少。有时对着眼前的报刊也能略读几句了。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对于身处此境的陈独秀，这样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奢望。一处是险恶的政治争斗，一处是宜人的温馨港湾，他被这位质朴善良的女子深深打动着。白天，他在潘兰珍的繁忙中读书写作，深夜，他又在潘兰珍的催促中进入梦乡。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

    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面对小爱神射来的箭矢，陈独秀在惊讶于她勇魄的同时劝她慎重考虑。潘兰珍则表示，只要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服侍他到终生，患难与共，不弃不离。在她看来，国母宋庆龄比国父孙中山不是小20多岁吗？爱情应该没有年龄的界限。

    对于成熟的执著与痴情，陈独秀已无法再说什么，既然一位年轻的弱女子能对年龄比自己大将近30岁的老翁，如此表白衷情，将二人的情爱凌置于一切困难之上，那么自己还有什么顾忌与畏退呢？况且，在这段的“相依为命”的生活中，自己已从内心深处喜爱着这个纯朴善良的女子。既然拒绝对己对人都是残酷的，那么，只有准备着面对各种接踵而至的非议与压力了。

    爱情终于跨过年龄的鸿沟，在他们中间发生了。

    一个是尝尽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江州司马”，一个是饱受人生苦难被爱情抛弃过的“琵琶女”。两种情感终于在山呼海啸般的共鸣之后开始了爱情合唱，他们各自在经历过不同的磨难后，双双步入了简易的新房。

    爱情，自从人类有文字以来就不曾说清楚的问题，在陈独秀那里的“别番滋味”也还是说不清楚。糊里糊涂的爱情在个人的意念中升华。

    潘兰珍忠厚朴实，她十分敬重陈独秀，常称其为“李老先生”。她也从不询问陈独秀的往来去向，除了上班，使将全部的劳作放在了料理老先生的饮食起居上。

    此时的陈独秀面临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于是，潘兰珍就把自已菲薄的薪金用以维持生计。清苦的生活，温暖的巢，两颗和谐共振的心，彼此都在灵魂的孤寂中寻到了依托。

    遭受爱情欺骗的潘兰珍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他将无限的珍惜付诸对陈独秀尽心尽力的照顾。

    爱情是不是需要结晶。在陈独秀，他是一个重视过程的人；在潘兰珍，则是需要结果的人。

    一种做母亲的渴望在潘兰珍的心中炽烈地燃烧，但陈独秀对此却相对冷淡：自身的漂泊流离能给后来者带来些什么？延年、乔年的惨死，对于他是一种痛彻于心的打击。由于年龄与身体的原因，潘兰珍一直未能如愿。

    1931年秋，潘兰珍在下夜班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及其重病缠身的母亲，那小女孩在无助中凄惨地哭着，路旁躺着她的母亲。这样的饥寒病馁的情形她不是第一次见到，每次只能投以深深的叹息。此刻令她震颤不已的，她象是寻到了自己童年，勾起了她许多辛酸的记忆。

    她将这次路上所遇动情地讲给陈独秀听，陈独秀像听故事一般，也以深深的叹息表示着同情。当潘兰珍表达了要将小女孩领养过来的想法时，陈独秀给予了否定。在潘兰珍看来，老先生年事已高，没有与自己同度天年的可能，自己在他百年后总得有个依靠。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老先生的拒绝充分说明了他只顾眼前，不顾自己。但自知家事复杂的陈独秀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况且动荡的革命生涯难以给孩子带来多少幸福。无可奈何的误会，使潘兰珍感到十分失望：“孩子才是将来真正的依托呀！”

    她哭诉着，埋怨自已的老先生太没有人情味。

    此情此景，使“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的陈独秀在泪飞如雨的潘兰珍面前终于没了主张，只得依了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