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淘金启示录(2)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2006年，作为ASA总经理候选者，张素伟的简历摆上黄天文的案头。

　　在此之前，中钢南非事业部在短短十年里经历了三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张力行，1993年就投入ASA的前期筹建。1997年一场车祸中，张被撞断肋骨，回国休养，后被集团派驻俄罗斯所任首席代表。1998年，杨效平接班。四年间，杨迫于工作压力屡屡失眠，又深感投入与回报不呈正比，适逢2002年酒泉钢铁赴南非谋求开拓，杨被对方以高薪和期权激励挖走。这一年，销售经理罗宏生接手总经理之职，但不过五年，他也被竞争对手Xstrata以高薪带走。

　　张素伟属于中钢在海外一线一手培养起来的高管。在同事们看来，张能吃苦、有想法，也很有耐性。1997年，中钢前身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去东北大学“选秀”，从采矿冶炼等专业的3000名毕业生选出十人，作为集团未来管理人才来培养。此后13年里，十人中七人中途跳槽去外企或私企，留下的仅有三人，张素伟是其中之一。

　　即使在同事们最为困惑的时段里，张素伟也目标明确，为未来可能敞开的机会做准备。2000年，他被集团派到南非，先是在杨效平的指导下做市场，然后接任财务部经理，负责ASA的外汇操作、财务预算、决算、税务、成本控制以及现金流管理。那时ASA还没扩张，工作并不太忙，张用了三年时间拿下南非本地会计本科学位，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取得英国国际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并成为ASA乃至整个中钢集团惟一具有签署会计师报告资格的高管。

　　33岁的张素伟之外，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同时拥有冶炼采矿、管理、国际贸易和注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接替罗宏生。

　　张素伟和黄天文，虽然一是内蒙古包头出生的北方人，一是绍兴长大的南方人，但都属于外表谦和，看上去没什么棱角，却软中有硬、坚持己见的人。他们都看好海外业务前景，工作思路上，他们有时也不谋而合。在集团，黄天文要求每个子公司都要主业清晰，“卖钢笔的你就不要卖茶杯”。在南非，张素伟也提出“搞矿就专心搞矿，不要搞你不懂、不擅长的东西”。

　　张对基础建设十分敏感，一听说南非哪里要建铁路，他都会亲自去看看。“一旦运力提上去，周边资源的价格肯定翻番，甚至上十上百倍地增长。”但他不同意一些同事想在南非自建铁路的看法。“一是南非铁路国有，这一块没有完全放开；二来，即使放开了，投入很大，风险很大，你又不太懂，有这个时间，不如多拉一船矿。不懂的就是不懂，别装懂，害人害己。”张素伟说。

　　张素伟执行力很强。他甫一上任，就配合黄天文“做大做强”的思路，为ASA铬铁厂的进一步扩产做准备——计划再建两个电炉，将ASA的铬铁产能从当时的每年12.8万吨增加到每年36.5万吨。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据行业人士介绍，中钢最初创建ASA时，国内不锈钢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用不了ASA生产的炉料级铬铁，而必须用高碳铬铁。但高碳铬铁在全球分布很少，仅有津巴布韦、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供应，而且量少价高。但2006年以来，随着不锈钢炼钢工艺的不断改进，尤其是2008年、2009年炉外精炼两步法普及后，炉料级铬铁可直接用于装炉，ASA产品的市场销路愈发看好。据芬兰钢材产商Ruukki集团首席执行官Danko Koncar预测，中国不锈钢产量将从目前的1000万吨提高至1500万吨，这意味着，中国对铬的需求量将提高50%。

　　谈起这个话题，张素伟满脸都是兴奋。他认为，纵观全球，铬的需求看中国，铬的供应看南非。而南非的铬铁供应，瓶颈不在于储量，而在于支持电炉正常运行的电力。南非的电力紧缺已持续了好几年。南非全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今年3月宣布，南非电价将于4月1日开始的2010-2011年度上涨24.8%，2011-2012年度上涨25.8%，2012-2013年度上涨25.9%。

　　最让中钢铬铁厂商们头疼的还不是电价上涨——考虑到南非在全球铬矿铬铁供应方面的相对垄断地位，电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折损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而是想增加产能却发现根本无电可用。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EskoM2008年就提出，南非铬铁企业需要削减至少10%的产量。

　　令张素伟庆幸的是，他在Eskom出台限制政策前，就通过预付款方式，促使Eskom提前签署合同，锁定了未来新炉的供电量。Eskom后来还因此事被其他供电客户告上法庭，追悔莫及。

　　“2013年前南非不会建新的炉子，这也意味着在此以前南非不会产生新的铬铁产能。我们就等着2011年至2013大挣一笔了！”张素伟得意地说。

　　资源矿产行业因为价格和汇率的变幻莫测而不可避免地充满投机性。作为这场游戏的前沿参与者之一，张素伟发现自己时常在焦虑和兴奋的边缘徘徊。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别的铬铁生产商都在减产，ASA却在按照集团部署筹备扩产。企业资金流吃紧，短期市场前景又不看好。“当时不能减产，因为一旦减产，成本就要攀升，所以我们拼足马力生产。”张素伟回忆说。

　　为了将产品推销出去，他亲自出马，游说国内的囤货商趁市场低价将货接走。

　　神经终于在数月的紧绷之后松弛，最后结局皆大欢喜——被说服的国内囤货商们拉走了货，并在市场行情转好后大赚一笔；ASA是2008年整个南非没有减产的铬铁生产企业，别人都在赔钱，ASA反而赚了。

　　这件事给林波波省省长玛蒂尔（Cassel Mathale）留下很深印象，此后中国企业来访，他总是格外热心。“我最关心的是就业，在别人都减产裁员时，ASA没有，这让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和中国合作，能更好帮助我们抵御经济波动。”玛蒂尔在11月10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

　　退居幕后的智慧

　　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

　　中钢最早进入南非时，根据政府法规，即使行使了收购，中钢也只拥有地下铬矿的开采权，若要在地面上建起铬铁厂，必须先通过厂址所在地Maroga部落的群众投票表决，获得酋长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时，中国人出面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酋长签字，最终还是求助于林波波省分管矿业的省执委会成员（MEC，相当于副省长）Thaba Mufamadi。Mufamadi通过工会和南非共产党向酋长施加重重压力，中钢才拿到签字。

　　事隔多年，刘伟不久前从负责ASA社区工作的阿道夫·穆亚（Adolf Munyai）那里听说，当年迟迟不肯在用地协议上签字的老酋长，也就是现任酋长的父亲，两年前被部落里的反对派点火活活烧死。“因为分钱意见不一。有钱的地方就有你死我活，这种事在这儿司空见惯。”刘伟愕然，穆亚却不大当回事。

　　同其他有过长期殖民史的非洲国家一样，南非有着健全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却另当别论。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前“黑人家园”地区，政党、工会和社区势力复杂交织，利益争斗的激烈程度往往超出外来投资者的想象。

　　张素伟也是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发现，在涉及地方利益的问题上，中方投资者亲自出面，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将局面搅得更糟。所以，2007年为铬铁厂扩产新征用地的时候，张把前台交给ASA的本土管理者，自己和中方同事躲到离群众表决大会不远的地方。这一次，酋长没有“狮子大开口”，273人投票，只有两票反对。

　　中钢在整个非洲地区都采用属地化的管理模式——员工总数7000人，来自国内的仅19人，比例约为0.3%。在ASA，张有两套高管团队，中方团队包括负责综合事务的刘伟与分管项目和生产技术的两位副总；当地团队包括首席运营官霍曼·史密斯（Herman Smith）、社区事务经理阿道夫·穆亚、冶炼厂经理利奥·埃拉斯莫斯（Leon Erasmus）和人力资源经理埃莫塞·汉德尔森（Emsie Henderson）。

　　通常，张素伟坐镇约翰内斯堡的总部大厦，三位中方高管驻扎在距离矿区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波罗瓜尼市。他们都是每隔一两周才去一次矿区，矿区和铬铁厂的日常生产监管都交给当地团队。

　　张素伟的原则是，只有市场和财务直接向他汇报，通过成本控制间接管理生产，其他方面都充分授权。“有些方面我们确实管不了。”张素伟说，“我在中钢内部经验交流会上也这样讲，一定要管你能管的，做你能做的。”

　　充分授权，让穆亚工作得格外有干劲。44岁的穆亚是ASA核心管理团队中惟一的黑人。他曾在林波波省立公司LimDev工作过18年，2005年跳槽至ASA。最初起点不高，负责一个边缘项目，但他尽职尽责，处理社区事务时圆滑老道，深得中方赏识，很快荣升为主管社区关系的高级企业经理，在矿区的地位仅次于首席运营官史密斯。

　　实际上，即使是深谙地方政治的穆亚也不主张企业过多牵涉社区利益分配。据他介绍，根据2007年ASA和社区新签的用地协议，ASA每月会支付7.5万兰特至社区的信托账户，具体数字会根据PPI浮动。付了账便不再过问，由社区信托的董事会自行决定钱的使用用途。

　　董事会通常有十来人，包括酋长，也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民主联盟（DA）、人民大会党（COPE）、南非共产党等政党的基层代表。这些董事们常常政见不一，对金钱分配及其用途的看法大相径庭。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老酋长被烧死后，他的儿子一度不敢回社区。直到去年ASA帮他建了房子，这才搬回来住。

　　有时，也会有社区群众跑到ASA，抱怨信托账户里的钱分配不公，穆亚就会耸耸肩——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化解BEE股改难题

　　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利，还很难预见

　　去年8月和10月，ASA的3号炉和4号炉陆续投产，摆在张素伟面前最紧迫的议程，就是按照“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下称BEE法案）的要求进行股改。

　　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政府提出BEE法案，希望能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鼓励黑人发展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国家大型企业的发展，并对各企业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设定硬性目标，以期全面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

　　这一法案2003年由南非国会审议通过，2004年正式执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在南非境内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黑人”及“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群。

　　省立企业LimDev不算BEE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这部分股份由两个股东同比例稀释，中钢也要至少拿出16%，即中钢在ASA中的股比将缩水至44%，失去对ASA的绝对控股权。

　　北京总部的意见是，控股权问题不能妥协。“是否有控股要求，这和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有关。铬矿最好要控股。风险这么大，如果管理和销售说了又不算，为什么往里投？比如我说今年想卖中国5万吨，他说不行，你就会很难受。”张素伟解释说。

　　顶着压力，张素伟和同事们动用起在南非的各种关系，咨询求助。愿意帮助中钢的人中，有一位南非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的弟弟小姆贝基（Moeletsi Mbeki），此人也是吉佩定的朋友。

　　小姆贝基是BEE法案的公开抨击者，直指BEE法案是“白人主导的公司向ANC精英示好的手段”，结果是“让一批黑人政客迅速致富，无利于南非经济的繁荣，也不会真正受益于广大贫民”。他发现，根据法案条款，向BEE企业转让股权的应该是“矿权的所有者”，而Dilokong矿的所有权在林波波省，而非中钢或者ASA。

　　张素伟立即将这个观点转达给林波波省省长。或许是被说服，又或许是太想挽留和吸引中钢和潜在的中国投资者，玛蒂尔省长在2006年12月的一场谈判中答应，保持中钢在ASA中60%的股份不变，省立公司LimDev愿意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其中5%给Maroga社区，25%给BEE公司。

　　这个消息让张素伟和他的同事们欣喜万分。“这样一来，我们既保证了控股权，又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和平过渡，解决了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张素伟说：“我们对政府卖给谁没有要求，惟一的要求就是符合BEE法。”

　　然而，林波波省政府究竟将股份给谁，在今年年初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据南非当地报纸《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独家披露，林波波省已从43家BEE竞标财团中选出5家，作为这25%股权的潜在接手人。这五家财团的背后不乏声名显赫的人物。譬如，Tunache投资公司的主要股东包括南非2010年世界杯组委会主席欧文·科扎（Irvin Khoza）和南非国家振兴基金（National Empowerment Fund）董事长罗尼·恩图利（Ronnie Ntuli）。

　　其他四家财团——Rebone矿业财团、Kalapeng矿业资源公司、Moribo资源、Dilokong财团——的背景尚不清晰，但据《星期日时报》报道，由南非副总统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之子 Kgomotso Isaac Motlanthe执掌的Buena Vista贸易公司，出现在上述一家财团的股东名单里。

　　另据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南非当地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财团的个别股东是林波波省官员的亲戚。

　　实际上，早在这五家BEE财团初步敲定前，各方利益就围绕这30%股权展开龙争虎斗。南非政坛争议人物、非国大青年联盟的领导人马勒玛（Julius Malema），就曾是竞标财团之一Nkgape矿业投资公司的创始股东。据当地媒体报道，马勒玛出生于林波波省，有很强的政治根基，曾被祖马总统和玛蒂尔省长称赞为“南非未来的领袖”。马勒玛参与ASA股权受让一事被媒体曝光后，他被迫退出Nkgape矿业投资公司，后来频繁发表呼吁南非政府实行矿产资源国有化的言论。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玛蒂尔省长证实，五家BEE公司已安排就绪，但不愿过多透露这几家公司的信息。“现在关键是钱从哪里来。经济转账（economic transaction）还需要一定时间。我们正在就此做讨论。” 玛蒂尔省长说。

　　张素伟也透露，矿业并非小本生意，股权投资常常涉及上10亿级的金额，BEE公司难以掏出这么多现金；这些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也会涉及一系列难题。而且，即便股权变更落实了，上述BEE公司的股东代表们将在ASA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未来磨合是否顺畅，还很难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