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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上)

时间:2006-03-09 09:06来源:攀枝花日报 作者:佚名 点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一度极有影响、但早已退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最近突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警告中国政府说:若政府不控制市场化改革,并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中国将“变色”,共产党将会因此丧失政权。

    在中国25年的开放过程中,刘国光并非第一个主张退回计划经济、并怒斥市场化的人,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受到关注。几乎是一夜之间,研究他的“经济思想”的研讨会在全国各地举行,有一场还是在共产党的老革命根据地延安。

    长期担任高级计划官员的刘日新表示,政府已失去对许多行业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剩余国有企业的控制,我们似乎心甘情愿把它们卖给外国人或任何人。


政治敏感度

    抛开怀旧不说,这位退休经济学家的言论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还因为他明确地将共产党能否保住领导地位,与维持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得到如此公开地承认,但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政策论战中,这是核心的根本问题,这场论战存在微妙的平衡,高度政治化,而且往往非常险恶。

    这将影响到各种改革,如私有化和金融业的外国投资。有些改革措施已被延迟,比如明晰私人产权的法律,这是一项赋予个人权力、对抗任意没收财产行为的重大改革。

    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将于明年举行,会上将决定2007至2012年的最高领导层职位,而在此次会议的准备阶段,该辩论已变得更加尖锐。预计大会将批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连任第二个5年任期,不过这只是斗争的一半。他们还会希望确保他们的坚定支持者主导政治局,以巩固自己继任者的地位。

    从某一层面看,这位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抨击,似乎象征着对胡锦涛政府的反对。但如此直截了当的解读已不再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几乎没什么争论可以完全套用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VS市场”的模式。毕竟,胡锦涛和温家宝已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摆在了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你怎么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加以指责呢?

棘手问题多

    3年前,当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的位置时,他面对的中国比之前几代人都更富裕,但也更不平等。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表示,中国目前不及美国和俄罗斯平等,而且收入不平等仍在加剧。虽然收入基本上在全面上涨,但作为旧体制特征的社会工资(免费提供的医疗、教育、住房和老年福利金)却被大幅削减了,在农村则几乎完全消失了。

    经合组织(OECD)本月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平均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在中国最贫困人群生活的农村地区,近90%的医疗费用都是由个人承担。虽然官方报告的贫困水平下降,识字率上升,但教育研究者却发现,农村孩子初中平均辍学率为30%到40%。“这是在中国最少被报道的情况——中国在90年代严重疏忽了对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表示。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时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相反,他们直面了这些问题,并宣称,解决贫富差距,改善在大发展年代中落后人群(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将成为本届政府的特点。但他们实施的政策,迄今也没让争论双方阵营中的多少人满意,他们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胡锦涛和温家宝“有了软肋,因为他们承诺要实行‘新政’”,新加坡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的大卫•凯利(David Kelly)表示。

    对刘国光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在维持政府(暗指党)对经济的控制上做得还不够。除了他们,郎咸平等著名经济学家,也曾批评私有化是对国有资产缓慢的俄式盗窃。这些经济学家是举着“反改革”旗帜前进的松散平民联盟的一部分。郎咸平在上海主持一档电视节目,颇受欢迎。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则反驳说,胡温政府正在制造一场灾难,原因正是它拒绝解决国家仍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这一问题。对这些经济学家而言,把贫富差距问题推到中心位置,不过是领导人增强国家在企业界作用的手段。“不是由民众选出的政府或政党会不断受到压力,它必须证明其合法性,因此这种做法就成了消极的政治运动,以使他们与前任者保持距离,”一名在上海的经济学家说,“他们然后就会以此来支持政府干预,支持看得见的手,政府官员自身则会从中受益。”

公私之争

    对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大众对改革的失望,与创业型经济的兴起和私人财富的上涨直接相关。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则反过来思考这一问题,他声称,中国出现的反对“改革”思潮,实际上源于对国家控制经济的失望,因为它违背了公共利益。

    “国有经济部门的反弹是大量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者造成的,它们的势力之所以强大,那是因为在剩下的国有企业中,许多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完全拥有的下属企业,”他表示,“最好的例子是卫生与教育部门。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迅猛。同时,民营企业进入这两个部门的规模很小。官僚政治带来了巨额横财。”

    国有垄断与寡头垄断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将竞争者拒之门外。例如,中国国内唯一的氧化铝供应商中国铝业(Chalco),拒绝把精炼中国特有低等级矾土矿所需的技术,授权给潜在竞争对手,从而保护它的垄断。此举得到了该产业主管部委的支持。

    在电信领域,中国信息产业部不时会处理一下固话与移动企业混乱的寡头垄断,在企业间调换高管,以确保它们对政府(它们的所有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忠诚,而不是对品牌忠诚。云南红酒业集团有限公司(Yunnan Hong Wine)是中国西南的一家私人酒业公司,该公司董事长武克钢最近为身处这样的商业环境而悲叹自己的命运:“今年将是民营企业的卖身年——不是给国有企业当‘小妾’,就是给外资企业当‘二奶’。”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官员寻租造成的损害影响被夸大了。“它们能赚到钱(例如电信业),但是如果拿这些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和其它国家的单一垄断供应商相比,结果将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香港瑞银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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