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多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如今，外界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必定会走上一条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道路，以此支撑中国的必然崛起，数十年后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但在中国内部，情况看上去相当不同。反对经济改革的阻力已经上升，改革开放的理由正受到挑战，其程度之严重，为1989年以来所未见。

    外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繁荣惊叹不已，但国内批评者指责市场改革，称这些改革使不平等现象进一步恶化，加剧了社会动荡。他们要求人们关注中国发展模式的缺陷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这无可非议。但他们为解决问题而开的药方错了。

    在当今的中国，尽管经济取得了进步，但仍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农村地区的社会不安现象很多，去年就有8.7万件“扰乱公共秩序”案。不平等状况愈演愈烈，农村居民收入不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环境急剧恶化，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医疗卫生、教育和其它社会服务已经瘫痪。

    但反对改革的人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办法，因为他们的诊断是完全错误的。这些人是一个鱼龙混杂的联合体，有老式左派、知名学者，也有从国家的资本分配中得益的内部人士和因未能得益而愤愤不平的外部人士。中国的问题是因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效造成的。这些问题要求推行进一步市场改革，也要求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经济改革的确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一差距因中国的制度而恶化，这种制度将劳动者分成城镇和农村居民，妨碍了农村劳动者自由迁往城市并充分享受城市的各种权利。

    同时，农村的动荡与其说是由收入差距引起，不如归咎于地方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及随心所欲的“领导”。建立更有力的私有产权体系，保护农村土地不会为了开发而被强行征用，将能稳定农村。增加新闻自由也是如此，这样做能挑战腐败并起到安全阀的作用，让公众排遣不满情绪。

    政府确实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保障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金。中央政府有财力为更多的地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减少地方政府通过任意征收税费，或与私人开发商共谋获取资金的需求。但要有效实行这些政策，就需要对地方政府进行改革。

    迄今，中国高层领导人回避对这场辩论明确表态。令人鼓舞的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表示，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但领导层也强化了有关不允许外资在国有银行持有多数股权的承诺，还延迟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改革进程已进入自动飞行状态，这多亏了前总理朱镕基，他通过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把中国的改革与贸易和就业联系起来。但领导还是需要的。随着旧的共识分化瓦解，胡锦涛先生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应表明态度，对更深远的改革做出新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