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_中国钒钛之都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中，毛泽东、周恩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可说是尽人皆知的，而时任中共总负责的张闻天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着力倡导和平解决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1

　　张闻天表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蒋介石，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上却举棋不定。于是，张、杨把寻求对策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中共于当天就得到消息，群情激昂。人们欢呼雀跃，不断传来“审判蒋介石”、“杀掉蒋介石”的呼声。中共领导人也被这种情绪感染着、激动着。然而，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一方面密切注视着事变的发展，一方面做着应变的准备。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三次去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情况以及中共意见；复电张学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义举，并提醒他看管好蒋介石；急令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为张、杨壮胆振威。

　　紧接着，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西安事变，地点在陕北保安城（今志丹县）东南张闻天的窑洞里。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

　　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所以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做了报告。毛泽东根据掌握的材料，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事变后的形势以及如何看待蒋介石等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谈到：“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派，然在‘剿共’这一点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

　　随后，与会者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关于西安事变意义的分析，只有张国焘认为张、杨举动第一是对蒋，第二才是抗日，从而低估了事变的意义。

　　周恩来的发言委婉耐人寻味，他提出在政权上不要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比建立实质政权）更为有利。”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从而暗示了他反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的看法。

　　张闻天最后发言，只见他戴着高度近视镜，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慢条斯理地谈起了他的看法。

　　“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因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而要尽量争取、分化、孤立妥协派，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系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他同时预测说，西安事变是一次好的时机，“党要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

　　张闻天的发言，明确了不在西安建立实质政权方式的主张，反而强调要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自然包括争取蒋介石。因为南京政府正统和蒋介石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群情高昂情况下，张闻天能够冷静从事，提醒大家不要急躁，可谓高瞻远瞩。他的观点很快被形势的发展所证明。可以说，这次发言只不过是他关于联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事变发生之前的三个月。中共中央在9月1日向党内发出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抗日反蒋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转变。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为联蒋抗日再迈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然而，蒋介石不甘心与中共合作，不甘心给中共及红军以合法地位，他一面谈判，一面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宁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中共及红军。一时间，蒋介石的行为令人猜疑，党内也有人开始怀疑蒋介石能否走上抗日道路。

　　鉴于此，中共中央在11月13日（西安事变前一个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做了重要发言，他在分析全国形势后明确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硬，蒋动摇走向抗日的可能性来得较多。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就轻易认为他是专门来打我们，与日妥协的。”

　　尽管历史证明张闻天在事变后第二天的发言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持此种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除蒋”、“审蒋”、“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呼声，那么张闻天对自己的主张能否一直坚持到底呢？事态又是如何发展呢？

　　2

　　“一定要争取和平调解”

　　西安事变，国内外震惊，反应强烈。一时间，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世人关注的热点都集中在和平解决或是武力解决的问题上，换言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了问题的关键。

　　显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是促蒋抗日、逼蒋抗日，并非除蒋抗日。因而，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17日到达西安，了解各方反应和西安情况以及与张学良商谈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保蒋安全”建议。自此，前方后方，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电报往来不断，互传信息，共商计策，推动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

　　经过几天后，事态渐趋明朗，需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于是，12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是继13日会议后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并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策略方针的会议，因而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做报告。毛泽东认为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着。张闻天也在会上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共七点，比较系统和明确，阐述了我党在西安事变上的认识和采取的策略方针。

　　张闻天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性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鉴于党内曾有过“审蒋”主张，张闻天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批评：“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这种明确的态度与其13日会议发言精神是一致的，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十分必要。

　　最后，张闻天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西安事变上的舆论问题。苏联报纸自14日起对张、杨举动横加指责，称事变的发动是亲日派的阴谋等等，令人迷惑。而此时，中共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清晰的指示，所以对苏联的舆论党内有统一认识的必要。

　　张闻天认为：“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会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那么，中共能否采取与苏联同一立场呢？“当然是不能的。”张闻天的回答是坚决的。这充分显示中共是独立自主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方针的，从而为否定那种屈从于苏联或听命于共产国际指示的传统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和平调解方针已定，关键是如何运作。换言之，在什么条件下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

　　张闻天在21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时局和释蒋的看法，对促成和谈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

　　张闻天认为时局的特点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战；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所以，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具体请周恩来与张、杨协商，可以在下列条件下与蒋介石、陈诚谈判，“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该电文受到周恩来重视，后来成为西安谈判的基础，它的基本精神在蒋介石口头承诺的六项条件中得到反映。

　　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张学良为他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英雄“壮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客观上也使西安形势复杂起来，和平之路荆棘丛生。

　　3

　　形势急转直下

　　蒋介石返回南京，把他的“领袖人格”抛到九霄云外，立即扣留张学良，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判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剥夺了张学良的自由，同时调集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

　　刹那间，形势急转直下，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人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又变得渺茫起来。

　　面对这种形势，需要中共做出自己的判断申明自己的立场。所以，在1937年1月2日，党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对策。

　　张闻天在会上开宗明义说：“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而不能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怀疑他，看不到他的抗日倾向。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重兵压境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张闻天还指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争取更多的同盟者。

　　张闻天的发言透彻、深刻，既肯定了蒋介石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又看清了蒋介石目前玩弄的伎俩，这种分析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把握方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月5日，张闻天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1月2日会议精神，具体指示红军行动和周、博的工作。他们还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与宋子文接洽，促使宋子文履行蒋在西安应允的“停战撤兵”等六项条件。1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周、博，强调“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

　　同一天，蒋介石抛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两种方案。张学良被扣未返，部队去向不明，西北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东北军内部分为主和派、主战派，两派矛盾分歧很大。主和派认为可以谈判撤军，但主战派仍执迷不悟，四下活动，煽起战争情绪，形势骤然变得险恶起来。

　　4

　　张闻天秘密赴西安

　　然而，就在这时，张闻天1月25日从延安秘密出发前往西安。毛泽东当天致电周恩来告知此事说：“洛甫（即张闻天）本日出发来西安。”

　　张闻天动身前还致电北方局的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

　　1月27日，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立即与那里的周恩来、博古谈话，了解西安情况，共商大计。是夜，张闻天秘密住进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发生了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事件。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他们不听周恩来的解释、劝说，只坚持反对和谈撤军，否则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并希望得到中共和红军的支持。他们中有人当场扬言，如果红军不参加与中央军作战的话，他们就和红军决裂。还有人拟出了暗杀名单，里面有主和派和中共党人。

　　28日上午，博古急忙赶到张闻天住处，将夜里情况告诉他，并催张闻天赶快离开西安前往云阳红军总指挥部。

　　张闻天说并不着急，还想多了解情况。博古可急了，假如住在这里暴露了可不得了。

　　博古的担忧不无道理。张闻天是秘密来西安的，不像周恩来、博古他们是张学良邀请来的，是客人，东北军某些青年军官虽有不满，但有所顾忌。如果在他们情绪难平之时发现中共总负责人在西安城内，那么他们对中共的疑惑就更大了，张闻天的暴露无疑火上浇油，使局势难以控制。可见，张闻天西安之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正如博古后来回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来了。”

　　张闻天自西安动身前，以他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任弼时，谈了他的看法。他根据西安形势和主战派情况指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同日，张闻天到达云阳红军总指挥部，顾不上休息，立即与那里的中共领导人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紧急商议，最后以他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毛泽东及周恩来、博古，提出建议：军事上，红军主力主动从陕南向渭北方向撤退，这样既可以向各方表示和平诚意，又可以借机收缩兵力，避免被歼的危险。政治上，请朱德、毛泽东对红军这一行动发表谈话，表明“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电报还进一步强调：“这一态度的表明，目前极端重要。”该电报的内容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果然，毛泽东第二天即致电上海的潘汉年，要他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为坚决赞助蒋先生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

　　29日、30日上午，张闻天又致电毛、周、博，再谈中共策略：在一般情况下，红军不参加内战。但是，西安城内，战争危机一触即发。中共及红军是坐而旁观，还是参与友军行动呢？

　　周恩来向西安方面表示，红军绝不做对不起友军的事情，但需协商后决定。于是，在30日下午5时，周恩来、博古等人匆匆赶到云阳，与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王稼祥等紧急蹉商，寻求对策。是夜10时，与会者联名致电陕北的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形势变化后中共和红军的策略方针：“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是夜12时，毛、朱、张复电表示赞同，并将当前行动方针概况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

　　随后，周恩来等返回西安，告知西安方面以中共决定。张闻天仍留在云阳，关注着西安城内局势的发展。1月3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最终决定要和平撤兵。西安事变终于落下了帷幕，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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