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背后（下）(2)

　　五、现场试播

　　试播，到天安门城楼试播，在毛主席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试播是一种临场演习，也便于及时发现问题。15日晚7时，时政记者、播音员和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9时试音，路上行人稀少，整个北京异常静寂。当时用的是“九大式”话筒，为防止刮风时有杂音，套上了临时赶做的黄色泡沫塑料罩，因与治丧气氛不和谐，建议改成了黑色。试音不能念正式稿子，选了天安门警卫战士写的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毛主席啊，毛主席！日夜守卫着您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战士，无限敬仰您，无限怀念您！”

    这声音顿时响彻了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行人驻足，昏暗的灯光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在肃穆静听。毛主席静静安息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水晶棺中，不知是否听到了人民这发自肺腑的呼唤！

　　九月十八日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

　　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转播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

　　“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齐哀悼。”中央台对这一天的节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内容一致，气氛协调。

　　上午9时，刘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了天安门。转播点设在西观礼台最东头的平台上，紧挨着临时搭起来的追悼大会的平台。建这个平台是很费心思的。原来打算在天安门城楼上开追悼会，但有许多难题不能解决：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挂在天安门城楼前面，而后面又挂不下；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站在什么地方？总不能站到遗像后面去，无法向毛主席的遗像致默哀。后来，才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之前、金水桥之北建一座平台。为此，工人们连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遗像下层层排列着苍翠的松柏、长青树、万年青。各级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陈放在遗像两侧，摆满了整个东西观礼台。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参加追悼会的首都党政军机关和群众一大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100多万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除了啜泣声，无一点响动。

　　下午2点30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

　　我们到了现场，就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台播音员的声音，自己配画面，由于两部摄像机出了故障，一时弄得很紧张。2点30分，中央台转播人员各就各位，等待着2点50分开始转播。下面我就把当时记录下来的情景抄录于下：

　　“西观礼台的平台上摆放着两组话筒，用一备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上百万群众，不，是面对着全国8亿人民和全世界，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这是转播，一切那么庄严，当然不能用声音指挥播音，我们三人相约，以我举左手为信号开始播音，播一段停下来，等我再举起左手时播下一段。具体时间由我掌握。

    时间过得真慢，又真快，那哒哒的响声听得真真切切。我紧张地盯住手表，盯往电视监视器，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我多次指挥过转播，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这种气氛、这种情景。我看到播音员的手也在抖动，稿纸发出了响声。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意识到必须马上静下来。转播临近了，我轻松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可我并不比他们轻松，我真怕播错，尤其担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万岁’！试播时，他曾经两次这样错播过。”

　　“时间到了，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啊，我们准时开始转播了！”

    “开始，方明太紧张了（其实，我的手里也出了汗），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试播时慢，我只好临时压缩间隔时间。”

　　“转播与大会的衔接恰到好处。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后，奏起了哀乐，广场上爆发出哭泣声，根据上级的要求，实况中的哭泣声要适当掌握音量，与哀乐相比不能太突出。”

　　“转播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当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而转播顺利结束时，合上话筒的开关，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大家彼此默默地紧紧地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根据事先的安排，转播完大会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遍又一遍播放的《东方红》和《国际歌》乐曲。

　　对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转播，当时的报道说：“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的祖国在静默，8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外电是这样报道追悼大会的：

　　[法新社17日电]：“明天下午8亿中国人民都将把眼光转向北京的天安门，届时要在那里读悼念毛主席的悼词。”“让全体人民都能参加的这独一无二的活动，规模宏伟，确实是巨型的，是中国27年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大会。”“8亿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肃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这将是向一个伟人致敬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南通社18日电]：“在这个时刻，中国是一个悲伤哀痛的国家。”“全国都感到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将随着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历史的轨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毛主席确实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20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9月18日播出：

　　追悼大会实况11次（共播出20次）；

　　追悼大会文字消息5次；

　　单独播出悼词（播音员录播）11次（共播出51次）；《东方红》、《国际歌》11次。

　　缓慢过渡 治丧宣传的延续

　　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中央台治丧活动的宣传远未结束。追悼大会的实况从18日的《全国联播》开始，连续播出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次数逐日减少；《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直到恢复正常。

　　从治丧宣传到恢复日常宣传必须有过渡，而且是长时间的过渡，中央台的各专题、对象节目分三步过渡：一是先上一些与本节目有关的内容，不挂节目牌子；二是挂节目牌子，但暂不用开始曲；三是恢复正常，这已是10月4日的事了。

　　文艺节目的恢复更是个敏感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从25日开始，先播出几组经过精心编排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或歌曲，曲调要庄重、严肃；然后增加播出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轻快、欢乐的暂时不上；再次选播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复文艺节目，但是对欢快的乐曲、逗乐的曲艺、大块的文艺节目和长篇小说等，仍暂不安排。这并非只是中央台的慎重考虑，要知道，这一年的国庆节因此也停止了游园等庆祝活动。

　　1976年10月4日，中央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回过头来谈“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如前文所述，9日下午当第三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后，紧接哀乐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这一严重播出差错，如雷轰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员，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中央台许多人涌来了，接着急促地响起了电话铃声，全国各地纷纷来电话质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人。　　

　　事故的发生情节复杂，但发生的原因并不太复杂。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到姚文元的电话，他说：“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要求由6分钟改为3分钟，而且马上改。这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和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能来得及！但命令如山，只好派人去复制新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所有用过的哀乐一律封存，所播出的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谁知情急中阴差阳错，却从用过的哀乐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恩来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不允许在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这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一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了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发生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闯过了五关而酿成差错！在中央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历史上也常有这种情况，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谨慎，越是接连出问题。有人说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就越撞人。古人云：“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这一严重事故是罕见的，发生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发生在这一重大报道上，谁能不心惊肉跳！当时急切需要沉着冷静，避免连锁反应，首要的是搞好安全播音，是稳定情绪，所以并没有马上做彻底追查。但是，台内外并不平静。当晚接到35起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人认为是由于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人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委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发来电报对中央台提出抗议，要求一定要追查清楚。的确，有关公安部门当晚曾派人来查询，了解情况后未再过问。但不久便传出“×××已经被捕”，事实上绝无此事。

　　这一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许多引人深思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