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所“品”历史有多少学术性

 探讨学术性，首先应明确，学术有专业分工，文学与史学不属同一研究领域，譬如面对一根萝卜，文学描述它如何浑圆生脆，允许夸张想象、无中生有、鬼怪魔幻；史学研究它如何从一粒种子长大成菜，叙事必须有依据，结论从材料出，不能向壁虚构、三两说成半斤。金庸老先生文学功力炉火纯青，古稀之年还要远渡重洋去读历史学博士，就在于他明白文学和历史不是同一门学问，不能以文代史。同一专业内部还有细致分工，医院分皮肤科、妇产科，治疗症候完全不同，外科手术专家吆喝能治白癜风，那疗效就十分可疑。同样，清史专家讲唐史，也难免出错。既然叫《百家讲坛》，推崇百花齐放，自然谁来说都可以，戏说、正说、歪说、滥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能自圆其说。但《百家讲坛》的组织者必须明确告诉受众，易博导在大学里有资格指导的只是中文系博士生，他讲的仅限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不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所述内容更不是历史学界研究的成果，只是他的个人感受。先“验明正身”，向受众说明是哪块地里的一根什么“萝卜”，别顶着教授、博导的帽子故意混淆不同学术领域的区别。

　　易教授说希望听到“有分量的批评”，我们不敢担此重任，仅按照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以他近期讲座的讲话为例，说明历史题材的文学与真正的历史学研究之间的本质差异。

　　一、易教授说“项羽的人情味那个浓啊，恐怕当时的女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会发出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人了”。

　　“人情味”一般指人类普遍情感，如同情、怜悯、关怀、感恩、义愤、责任等。历史学评价领袖人物的情感世界，并不只看儿女情长，古代史家称夏、商、周三代以女色亡国，批评的正是王朝统治者宠爱女色导致社稷倾覆。项羽在秦末起义和楚汉战争中滥杀无辜，他攻打襄城遇到抵抗，城破后竟将居民全部坑杀。古代战争规则不杀降，秦军在巨鹿投降，项羽带领他们走到新安，为防止其可能反叛，夜里击杀活埋了二十多万秦卒。打败齐王田荣，项羽下令烧毁齐国的城墙房屋，全部活埋田荣降卒，把老弱妇女掠为奴隶。打下外黄县城，项羽命令15岁以上男子全部到城东，要将他们集体活埋，有个13岁小孩提醒他，大王如果把人都杀了，“百姓岂有归心”，这才住手。他回东方之前一把火烧了咸阳秦宫殿，大火延烧三月，寒冬十月，城内居民无家可归。楚国老将说项羽“剽悍猾贼”，他经过的地方“多所残灭”，屠城、放火、坑（埋）杀俘虏、烹煮人，这是个浑身散发血腥味的男人。项羽的残暴令他丧尽民心，垓下之战突围后，逃命的楚军向当地一个“田父”、种田的老人问路，老农故意骗这伙人，给他们指了一条通向沼泽地的路，楚军陷入泥沼，才被汉军追上，民心向背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楚霸王致命一击。二十多万秦军被坑杀，意味着二十多万个秦人家庭失去了丈夫、父亲、儿子或兄弟，他们的妻子女儿及姊妹对杀人魔王项羽恨之入骨，请问易教授，这些“当时的女孩子们”也会“都要嫁项羽这样的人”吗？

　　文学戏曲传唱已久的英雄美人故事“霸王别姬”，历史真相并不如此。楚汉之争打到最后，楚霸王项羽被汉军重重围困在垓下，半夜被四面军卒唱的楚歌惊醒，起身饮酒唱诗：“騅（骏马）不逝（行进）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你）何”？（骏马不前，可怎么办啊？虞啊，虞啊，让我怎么处置你呢？）且歌且饮，末路英雄落下几行男人泪，这个曾经雄心勃勃、不可一世的将军，深知此后这两样物件都不再归自己所有，面对昔日为他出力、供其驱使的心爱之物发出哀叹。喝过唱过，楚霸王把虞姬丢在汉军的包围圈里，夜色薄雾中带了八百多人悄悄突围跑了，直到天亮汉军才发现，派出五千骑兵追击。

　　虞姬此后命运如何，史书没有记载，后人编造她的绝命诗，又说她自杀殉情，都不可信，按照当时一般情形推测，虞姬或是死于乱军之中，或是被俘作了国有的女奴，或是被军人掠去作了婢妾。项羽确定无疑另有正妻，虞姬只是长期跟随他南征北战、照顾生活的侍妾，甚至有可能是项羽从秦宫里掠来的女奴。当时将领身边都跟随着若干名婢妾身份的美人，她们不仅要陪侍自己的主人，有客人来时，还要陪侍客人。刘邦路过女婿张敖家，张敖派自己的美人陪侍老丈人，后来美人还给刘邦生了个小儿子淮南王刘长。东汉末董卓部将李榷和郭汜原本关系不错，李榷时常设酒宴招待郭汜，有时留他在自家住宿。郭汜的妻子担心丈夫常住李家，会爱上陪侍的李榷婢妾，就想法挑拨两人的关系，一次李榷送食物给郭汜，郭妻把当中的豉说成是毒药，郭汜也起了疑心。后来李榷请郭汜喝酒，灌得他大醉，郭汜怀疑酒中有毒，赶忙喝粪汁催吐解毒，消息传出去，两人终于翻脸，发兵相互攻击。古代社会家庭成员间有贵贱身份等级差别，主人有一名正妻，婢妾多人，身份地位不同，权利义务待遇相差甚远，那个时代的男女关系绝不是文学作品中的英雄美人俗套能够描述的。

    诗人批评唐玄宗“如何四纪为天子”，作了四十年皇帝，竟不能阻止杨贵妃被逼自杀，“不及卢家有莫愁”，不如寻常人家夫妻平安；楚霸王项羽说自己起兵以来八年之间身经七十余战从未败北，可遇到危难，还是自顾自逃命去了，把个虞姬丢在虎狼横行的乱军中撒手不管，“当时的女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理由要自甘轻贱、嫁这么一个男人呢？

　　文学创作中，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描写典型人物可以超脱特定的背景与时代，而历史研究必须根据特定时代的记载或其他材料才能下判断，就算楚霸王真是如易教授所说，是个有很浓“人情味”的男人，请问易教授根据什么史料判断两千多年前的“当时的女孩子们”，即秦末的女性，“都会发出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人了”？

　　先不说这是大老远拾人家“斯基”的牙慧还漏交版权使用费，与中国古代历史差着更何止十万八千里。今日社会里“傍大官”做二奶是无本万利的买卖，贪官不幸被捉，情妇揣着钱移民就万事大吉了。秦末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当首领的一旦失败，全家族妻儿老小跟着遭殃。秦末农民起义中，东阳县有个很有威望的小官叫陈婴，起义民众推举他作大王，陈婴母亲说：“自打我嫁到你家，就没听说你家祖上有过当官的，如今突然出这么大名，可不是什么好事，不如跟着谁干，起义成功能封侯，失败了就逃跑，别让世人都知道是你领头造反。”刘邦起义时，同县的萧何、曹参等担心事情一旦失败，秦政府杀尽为首者的父、母、妻三族老少，大家都不敢出头，推让刘邦作了沛公。争夺天下时双方交战，将领的妻子父母颠沛流离，随时可能被抓作人质。楚汉之争，项羽扣押吕后和刘太公在军中，刘太公差点被项羽煮成肉羹。东汉末各方混战，刘备的妻子两次遭吕布、两次被曹操抓作人质，数名夫人都死于战乱中，曹军追赶至当阳长阪坡，刘备为逃命，撇下甘氏和儿子，幸亏赵云救了母子二人。孙权打下江陵城，关羽的妻子也成了俘虏，刘虞被公孙瓒打败，与妻子被斩于蓟城（北京西南）市场。

　　战国秦楚战乱之际，诸侯的财宝美女都是战利品，秦始皇灭六国，把六国后宫里的“粉黛”们一窝端，统一后每座行宫都放一群美女。好色的刘邦打进咸阳城，原准备赖在秦宫里好好享受一番，是张良和他妹夫樊哙硬把色迷迷的刘三爷拖出美人窝。项羽一把火烧了秦宫殿，“收其货宝妇女”，带着大批战利品回东方彭城。后来汉王刘邦打了胜仗，对手身边的美人也成了战利品，他儿子文帝的母亲薄姬就曾是魏王豹的女人，大将军韩信杀了魏王，薄姬被俘虏，收进汉宫成了纺织女奴，刘邦看她略有几分姿色，就拿来作了夫人。汉二年（BC205）四月，刘邦乘虚攻进项羽的大本营彭城，“收其宝货美人”，将楚霸王的财宝女人据为己有，每天喝酒作乐。女人跟着将军上战场，死人堆里打滚，随着战争胜负被抢来掠去，连楚霸王的女人们都不能幸免，“当时的女孩子们”为什么要冒着被掠为女奴、世世代代遭受凌辱的风险，“要嫁项羽这样的人”呢？

　　任何时代都有女人贪恋权势，任何时代也都有女人坚守情感。判断某个时代女性的主流价值取向，首先应从该时代留下的各种史料入手。《汉乐府》中的采桑女秦罗敷当众怒斥邀她上车的太守（地委书记）：“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汉首都洛阳城里酒家女招待胡姬扯下皇帝侍卫羽林郎（中央警卫局干部）系在自己裙角的铜镜扔了回去，“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严词拒绝羽林郎的引诱。东汉末庐江郡小吏焦仲卿妻刘氏在被逼再嫁豪门公子的前夜，“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中国古代民间诗人长久传唱的汉代女性形象鲜明生动，易教授以文学为专业，又说自己讲授的是历史，请问，你依据什么史料得出“当时的女孩子们”都希望“攀高枝”、不顾死活地要嫁给王侯将相这样的结论？

　　二、《三国志》记载：“先主与二人（关、张）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易教授问：“这三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

　　对史书记载的人物事迹，历史学要求依据当时的各项制度、风俗礼仪、传主生平等全面分析理解，不能断章取义，虚构事实。如果把易教授的提问作为历史学研究课题，先要搞清楚三人在什么状态下“寝则同床”？为什么要“寝则同床”？是一辈子“寝则同床”、还是某个特定时间段“寝则同床”？再要搞清楚他们“寝则同床”时，三人是单身汉，还是某人已经娶妻、还是三人都娶有妻室？如果说三人“寝则同床”时不是光棍汉，那易教授就必须举出史料来证明三人都已娶了妻子，家里有太太，否则，易教授提出的“他们的太太”，就明显是信口胡诌忽悠老百姓，如同说“雷锋叔叔，你晚上和班里的战友们一块睡，你的太太在哪里”一样，是个捏造出来的愚蠢到家的伪问题。

　　学过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刘备号称是西汉皇室后代，其实是个家道败落卖草鞋为生的穷孩子，他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正是东汉王朝崩溃的前夜，当时许多英雄豪杰暗地里聚集私人力量，青年刘备得到富商资助，在家乡涿县聚集起一批徒众。关羽原籍河东解（山西临猗西南），“亡命奔涿郡”，逃亡到刘备家乡（河北）一带，张飞是当地人，“少与关羽俱事先主”，从少年时就和关羽一起跟随刘备。关、张二人“雄壮威猛”，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二人是刘备训练私人武装时的保镖。从社会地位上说，刘备虽贫穷，毕竟出身世家，与公孙瓒同为故九江太守卢植弟子，刘氏宗族在当地也有势力，他募集资金召集年轻人，管吃管住，是一伙人的领导。而关羽是个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的个人，张飞自小为人做事，也是穷苦人出身，二人与刘备名分上是主仆关系。《三国志》说关、张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在公众场合，二人因身份所限，不能与刘备平起平坐，只能“侍立”、作为仆从整天站立在刘备身后；而回到私人空间，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像亲兄弟一样，没有身份贵贱区别，生活待遇完全相同。陈寿只用“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寥寥17个字就形象地说明了三个不同社会地位的年青人如何团结一致共谋大业，这正是史家功力所在。

　刘备在中平元年（184年）起兵镇压黄巾起义时只有23岁，关羽应在20岁左右，张飞小于关羽数岁，大约是16、17岁，而三人此前在涿县聚集私人武装时年龄更小，刘备20岁左右、关羽大约17、18岁、张飞13、14岁，三个毛头小伙，“青春训练营”里“寝则同床”，即便在今天也是很正常的事。刘备23岁起兵，关、张为将帅领兵打仗，从此各有营阵，自然不会继续“寝则同床”。刘备在兴平元年（194年）为豫州刺史住小沛（安徽濉溪）时，纳当地女子甘氏为妾，时距起兵已经过了十年，甘氏于建安十二年（207年）生刘备长子刘禅。易教授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给三个青少年配上“太太”，可见他基本不懂考证，压根就是个“史盲”；有意误导受众，居心不良。

　　古代礼制规定不同等级享受的衣服、车马、饮食、住宅等标准不同，身份越高，标准越高。《三国志》说曹操任命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与刘备“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出门乘同一辆车、进门坐同一块席子，亲密无间，陈寿的意思是曹丞相虽然政治地位比刘备高，但他以和自己同等的待遇礼遇刘备。如果按易氏解读法，小矮子曹阿瞒紧贴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刘备，莫非是存心想“断背”身高7尺5寸的刘皇叔一把？

　　易教授辩称“他们的太太在哪里”这句话是调侃，不可否认，时代在前进，调侃也可以是一种表达学术观点的方式，文学有无限大的想象空间，而单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不顾具体历史人物存在的时代、经历、身份、事迹，稠人广坐之中专走“下三路”哗众取宠，暴露出的是讲述者自身品位低下，出发点不健康，只能说“学”不足且“术”有限。

　　三、易教授说：“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这是政治的本质”。

　　稍有经济学常识就知道，市场化“买卖关系”的特征是双方自愿公平交易，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易教授以战国末《韩非子》中“主卖官爵，臣卖智力”作为他“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的证据，只能说是望文生义。韩非主张君臣之间公平交易，君主应以官爵作为酬劳，交换臣下付出的智力，这是他个人一厢情愿，从未成为政治现实。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对民众实行人身依附统治，控制人身自由，君主是否用官爵买臣下的智力，臣下付出智力后是否能得到官爵，“买卖关系”最终能否成立，决定权掌握在君主手里，臣下付出智力后被杀掉、所谓“兔死狗烹”的例子并不少见，文种、白起、蒙恬、韩信、英布、彭越、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吴三桂、年羹尧……，翻翻二十四史，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易教授仅凭两千两百年前文人书中的一句话，不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就敢概括中国古代三千年君臣关系，如此结论，有多大学术性可言？

　　如果说“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臣下就有充分自由把智力卖给出价最高的君主，易教授为历史上一切卖国求荣的投降者找到了合理依据。中文系教授，应该读过《桃花扇》吧，孔尚任写作时明朝亡国五十多年了，君主已是墓中枯骨，身为清臣的孔尚任连一天明臣都没做过，他冒着触发文字狱被杀头的风险，“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歌颂抗清将士，怀念“国家君父”，“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孔尚任写剧不赚稿费，只为“惩创人心”，砥砺人心、颂扬民族气节，他因此被撤职，此后彻底退出官场。按照易教授的说法，“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孔尚任已经拿着康熙帝的俸禄，还给康熙爷讲过课，当朝著名学者，“卖”得很不错了，他想要卖更高价，得先有新买主，请问易教授，能用官爵买孔尚任智力的新君主又在哪儿？历史研究要求评论人物时把握不同时代的具体政治环境，易教授在讲座中拿汉初的韩信与春秋末年的范蠡相比，讥讽韩信不能主动解除与刘邦的“买卖关系”，舍官下海经商。历史事实是，相隔270多年的二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而且二人在国家政治中的权势地位作用相差甚远。范蠡生于诸侯分立的春秋末期，楚人，助勾践句践灭吴后在南方越国（绍兴）仕途不保，悄悄逃到北方的陶（山东定陶），更名改姓朱，经商度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三次都分给了远亲戚穷朋友，后世称陶朱公。韩信为楚汉之争时天下第一名将，当时人形容他助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韩信自恃为刘邦立下赫赫战功，刘邦不会亏待他，能继续维持君臣之间的“买卖关系”，然而项羽灭亡后，刘邦立即夺了韩信兵权，将他从齐王徙封为楚王，又降为淮阴侯，不久被灭三族。范蠡在越国是外来户，句践是世袭国王，范蠡一介谋臣，本事再大，要在越国取代句践作王，成功的可能性极微，简言之，范蠡不对王权构成致命威胁，他跑就跑了，越王句践用不着发追杀令。韩信与刘邦秦时都是平民，身份地位相同，秦朝灭亡，诸侯中原逐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刘邦一定要除掉任何有可能染指皇权的将军，这与明初朱元璋大杀功臣情况类似。春秋末年有许多分立的诸侯国，范蠡逃出越国到哪国都能谋生；而韩信被杀在天下统一的汉初，死前软禁在首都长安，身边没有兵卒，城门道路关塞都有汉军日夜把守，他不过是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对比范蠡下海经商评论韩信，好比是今天的人说：“为什么57年右派不偷渡到美国去当大学教授、拿绿卡？”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易教授称他给人民群众讲的是草根社会的“人性”，众所周知，人性有善恶，古往今来，任何阶层中人，有人性恶的表现，也有人性善的表现。漂母接济韩信，没想到眼前这个饿得哆哆嗦嗦的大个子青年日后封楚王，有“一饭千金”的报答。明末北京城的佘义士冒死埋葬袁崇焕大将军遗骸，子孙世代三百多年守墓到今天，没有丝毫酬劳。退休老人十几年蹬三轮资助贫困大学生，拾破烂的老两口养育十几名残疾儿童。古人有座右铭“不图果报方行善，岂为功名始读书”，不希图因果报应方可做善事，岂能为了做官才去读书，这是中国古人追求的人生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