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剑桥“论剑”

2005年6月金庸在剑桥大学身穿学袍获得荣誉博士学位后留影

题记

    2005年10月1日，年逾八旬的查良镛（金庸）先生，在夫人的陪同下，离开香港，直飞英国，开始了他在剑桥大学的求学生涯。而此时的金庸，刚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离开香港前，金庸接受我的独家采访时表示：他此次赴剑桥读书，是不求学位，只求学问。并表示，为了专心求学，在剑桥读博期间，他将谢绝一切与学业无关的社会活动邀请。
   
    此后，金庸便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导师DavidMcMul l en教授的指点下，潜心于唐代史的研究。由于他的大学时代适逢战争时期，金庸没有大学文凭。根据剑桥大学的规定，金庸首先需要获得硕士学位，才能再攻读博士学位。
   
    如今，金庸刚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回到香港度假。
   
    上周，我到香港采访。赴港前，我致电金庸办公室，向秘书小吴询问金庸是否在香港。当天下午，吴小姐就给我电话：金庸先生要请您吃饭，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约定16日中午见面。并且与金庸先生约定：饭后到他办公室，再做一次独家访谈。（2005年1月17日，文汇报《近距离》曾发表了我采写的特稿《十问金庸》）。
   
    在剑桥做“半个老师”

    “我刚把硕士论文交给导师，过几天还需要接受一次面试，”说起读书，金庸笑得很开心。
   
    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必须具备硕士资格。早年金庸在读大学时适逢战争时期，连大学毕业文凭都没有。因此，他现在必须先获得硕士学位。
   
    “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唐朝王位继承问题的，写了3万5千多字，我太太帮助打的文稿。剑桥对论文字数要求很严格，要求你写3万5千字，字数不到要扣分，字数超过太多也要扣分。”看得出金庸对自己的论文很满意。他说：“我已经交上去了，应该通得过。”
   
    现在金庸正忙着准备面试。时间初步定在本月24日，时长为1小时。考虑到他正在香港度假，面试将采用视屏对话的形式，即租用一台可视电话，考官在视屏的那一端提问，考生在视屏的这一头回答，彼此神情互见。“我的导师不参加对我的面试。考官是学校学术委员会专门请的，他们是谁，会出什么题目来考我，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我问金庸：平时上课是否很紧张？他告诉我，课时安排并不紧张，一周也就上一次课，平时主要是自己找选题，与导师一起讨论相关内容。
   
    “上学读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与年轻人在一起，心态会变得年轻。”与金庸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金庸本学期每周上两次课，从不缺课。他的唐代史导师DavidMcMullen教授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古文和历史尤其精通。金庸的同学经常会在上课时提问，DavidMcMullen教授就会停下讲课对全班同学说：“这个问题，请查先生来给你们讲解，他可以当你们的半个老师。”而金庸则很乐意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他们很喜欢听我讲。因为导师讲历史主要是引经据典，而我则是给他们讲故事，许多故事是课本里没有的。我一讲就是10来分钟。”说到这里，金庸露出童稚般的笑容。
   
    记者发现，金庸身体和精神状况俱佳，比2003年参加“华山论剑”和“五岳联盟”时要好。对于一位年逾八旬的长者来说，实在难得。这或许就是读书对金庸的回报。
   
    硕博论文都研究唐史

    2003年，记者随金庸去四川、湖南采访“华山论剑”和“五岳联盟”。在西安，金庸访法门寺、谒武则天无字碑、与四川省社科院和考古所的一批唐史专家对话，所展露出的对唐朝历史的熟知和独到的见地、对民族融合观点的阐述，令在场的专家教授称许不已。这次去剑桥读博士，他选的依然是唐史。
   
    我问金庸，您选学唐史，剑桥难道有精通唐史的高师？
   
    他回答得十分肯定。在金庸看来，衡量一所大学的高低，不是看这所大学有多少单个领域的人才，而是看这所大学有多少通才。剑桥大学之所以有地位，是这所大学的通才较多。
   
    谈及自己的剑桥导师，金庸充满着尊敬：“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们研究唐朝历史，是综观各国专家的研究，日本、德国、法国都有专家在研究中国的唐代史，出发点不一样，研究结论也不一样。”
   
    比如，中国有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中国历史上匈奴的后裔，近年来有关“最后的罗马兵团”的题材十分红火。但欧洲的学者则认为匈牙利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无关，匈牙利人只是中亚西亚人的一支。导师告诉金庸，研究匈奴的历史未尝不可，但需要看看西方学者的论著。
   
    一次，金庸报了自己的研究选题：想研究武则天。导师表示，武则天的题材写的人已经很多，中国颇有成果的有林语堂，外国也有许多，选题不会有太多的新意。建议换选题。
   
    金庸又告诉导师：大理国在唐朝很有地位，自己颇有兴趣研究。导师回答：大理国后来在历史上消失，此研究课题距现实太远，没有必要为此耗费珍贵的时间。
   
    金庸对玄武门之变一直存疑，最近的考古成果证实了他疑之有理：当时太子的东宫与皇帝的宫殿之间有一条直接的通道，而历史记载的玄武门之变却绕了那么多的弯道。这段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是文人受命而写，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写历史不可避免。”导师认为金庸的这个选题很有研究价值：玄武门之变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有新的考古发现佐证，值得研究。
   
    我感慨金庸的好学和剑桥大学教授的博学。他已话锋一转，谈到未来3年的博士选题：“我会向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到北京、西安做选题研究。研究唐朝历史，到实地考察，与相关专家一起讨论，大有裨益。我的这个申请理由能够成立，相信会得到学术委员会的支持。”
   
    金庸表示，民族融合的观点在唐朝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比如，唐朝有23位宰相是少数民族，其中多为鲜卑人。李世民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民族大团结了，中国就强大、进步；什么时候大搞阶级斗争，搞民族争斗，中国就羸弱、倒退。“两岸关系也一样。两岸统一中国就会更加强大，两岸如果分裂就会打仗，老百姓就会受苦受难。这个道理我与台湾的领导人都说过。”
   
    金庸打算在完成导师面试后去台湾一次。台湾故宫博物院近期展出一批馆藏珍品，难得一见。“当年国民党军队离开大陆时带走了大批珍宝，台湾故宫典藏着品类繁多、世界一流的中华瑰宝，据说典藏总数超过六十五万件，年代跨越七千年。我希望能亲眼目睹其中的部分，这不仅是读博士的需要，也是一种文化享受。”
   
    做事做生意从没亏过

    2006年，金庸有10个月时间在英国剑桥大学度过。
   
    “剑桥有非常严格的规矩，离开学校一个晚上都需要向导师请假，”金庸拉开了话匣子，“我回香港，是经过导师批准的，去年我在香港的时间也就是两个月，基本上是利用假期回香港。”
   
    金庸对剑桥的校规十分遵从。“我在剑桥的身份是学生，学生就要遵守学校的规矩。我从不缺课。剑桥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经常会在校园里请我签名题字。我告诉他们，在校园里我是学生，不能给你们签名。等我放了学，坐在咖啡馆里喝茶喝咖啡，我会给你们题名。”
   
    为了照顾自己和太太的生活，金庸从香港带了一位工人一起去剑桥。“我们喜欢吃中国菜。这位工人主要是打理我们的饮食。到外面吃太贵，自己烧既合口味又实惠。”
   
    刚去剑桥时金庸是租房居住，不知现在是否还租着房子？金庸告诉我，现在已经买房了，在剑河旁，花了30多万英镑。“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金庸笑得很开心。
   
    记得金庸曾经与我说过，15岁那年，他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那是他第一次赚钱。从那以后，他做事做生意就从来没有亏过。
   
    我顺便问了金庸在杭州买的那套别墅。10年前，金庸将自己出资1380万元建造的杭州云松书舍捐赠给杭州市政府后，随即在杭州玫瑰园买了一栋别墅。前些日子听人说那套房子已经卖了，金庸明确回答：没有卖。
   
    我告诉他，玫瑰园的那栋房子，价钱现在至少比10年前翻两番。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年轻时我上学读书是骑单车，到了剑桥还是很想骑单车去读书，但我太太不让我骑，怕出安全问题。我只好打的去上学，单趟需要7至8英镑车费。我的导师很照顾我，有时候是他骑着单车到我的住处来给我上课。”
   
    写韦小宝无关“文革”

    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他曾表示，将修改《鹿鼎记》的结局，给韦小宝一个凄惨的下场，但遭到部分读者的反对。在上一次采访时，金庸已表示将尊重广大读者的建议，保留韦小宝这个特定人物的原貌，包括他的人生结局。这次见面，我们又谈及《鹿鼎记》和韦小宝。
   
    我告诉金庸，年前有两次关于读书的调查结果公布。一次是“第四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家排首位的依然是金庸。前十名的顺序依次是：金庸、巴金、鲁迅、琼瑶、贾平凹、老舍、古龙、冰心、余秋雨和曹雪芹。金庸与鲁迅、巴金、老舍、琼瑶、古龙、贾平凹已经连续四次名列我国读者心目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排行榜，而且金庸已经连续三次排位第一。另一份调查是高校做的。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项统计：该馆借阅频率最高的是文学类书籍，以平均30.4%的比率居排行榜首位，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小说《鹿鼎记》，达76.0%。借阅频率紧随其后的分别为《双响炮》、《基督山伯爵》，排行前10的还有《巴金选集》、《中外诗选》等。
   
    金庸对这两次调查结果极为看重，也为此感到欣喜。
   
    我问：在您的14部长篇小说中，中国读者为什么最喜欢《鹿鼎记》？
   
    金庸表示，中国读者喜欢现实主义作品，他的其他13部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比较重，而《鹿鼎记》是现实主义的，所以读者喜欢。
   
    读者对《鹿鼎记》的取材和韦小宝这个人物的原型一直有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韦小宝的造型与金庸写《鹿鼎记》时代的中国“文革”有关。
   
    “韦小宝与‘文革’无关，”金庸明确表示，“这个人物的由来主要是受海外华人的启示。中国人去海外发展的很多，在美国就有100多万，在欧洲、澳大利亚都有许多。他们讲义气，内部很团结，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但是也有许多不好的习惯。”他举了个例子：德国原先的税收政策比较宽松，于是在德国发展的华人就变着法儿瞒税；后来德国收紧了税收政策，华人很快就改掉了瞒税的习惯，依法纳税。“环境好就成为好人，环境不好就干坏事。这是我写韦小宝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学者曾经把韦小宝与阿Q相提并论，认为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同样深刻的社会意义。孔庆东教授甚至说过：鲁迅写了阿Q，因此鲁迅不朽；而金庸写了韦小宝，因此金庸不朽。
   
    谈及鲁迅和阿Q，金庸说，写韦小宝确实是受了鲁迅的影响，“但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社会底层人物，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而韦小宝式的人物在中国的各个层次都有。”
   
    我问：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
   
    金庸毫不责怪，坦荡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作相同的选择。
   
    “环境非常重要，要改掉陋习，一定要营造文明环境。”金庸连声说。
   
    要见见“革金庸们命”的步非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