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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会议纪要。形势、任务等问题起草成文件,由中央批发;粮食问题,人家还有什么意见,修改后,作为正式文件发。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说历代开国之时,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就是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干件,无非头发卡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不要骂人,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去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仍增了产。可以不杀人,进行教育。龙云多活10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四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人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在,都承认。因为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公社没垮嘛,垮一部分也不要紧,再办起来就是。食堂情况也并不比公社好,垮一大部分、垮一部分都好,我都支持。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我都赞成。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前就有了。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不能说1958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788个,这还是合乎多快好省的。 1800万吨不行,现在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番,但增加30%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按:黄系清华教授,当年在校刊发表杂文《花丛小语》,对北京市道路修建有违工程常识,造成损失事,小有讽刺,谓如在美国,此等事必引起纳税人抗议。文首有贺新郎《百花齐放颂》。)对苏联也是早晚评价不同,斯大林一死,什么都不好了;卫星上天,又变过来了。农业发展,通过合作社到公社,我们总是增产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计、公社化总是推动了生产的。苏联集体化后,很长时间粮食减产。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总是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杜,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70%的人赞成总路线的。 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群众路线问题。只能说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上,我们脱离了群众。算账、整社是个大问题,不要虎头蛇尾。对公社和农村广大于部,要继续整顿和教育,但要分析,要有信心。河南整社中120万干部,有三分之一大大小小犯点错误;只有3600人恶劣,受了处分,占千分之三。对干部要有分析,对坏人则不讲团结。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当时人心高涨,心是好的,形势很好,但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后,腰杆才硬起来;但是还有一部分软,还被动。副食品总还是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对此有意见,讲得对。要认识这方面的缺点错误。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有的问题是得不偿失,这属于缺点错误部分。斯大林讲过,关于规律,人们适应时感觉不到,一破坏才感觉到了。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向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遗产,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腿短,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斯大林在世时,对一些大问题,多年来才得到统一认识;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农业问题。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可划个界。赫鲁晓大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我们要快一点,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的长短腿(指工业与农业)凡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要真正用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还有五个并举,但执行中未能全按这样来做。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小洋群代替小土群,对小土群也不要全部否定。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广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的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按:这是就他自己和某些过去从来不人过问工业的地方领导干部而言)。一年中有很多经验,我负有责任。1953年批评薄一波,后来批评计委,这次自己负了责任。南宁会议后搞地方工业规划,听湖北汇报,说过去太保守,只有70个亿。当时说过,这可能是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因为原来没有什么地方工业,搞了点东西,就是检讨起来,也有个根据。搞经济建设,过去不过陈云、富春、一波,现在人家担当起来。过去省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都抓起来了。过去大家抓革命,经济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是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有的省,钢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十万零一吨就超过了。这样看,成绩是伟大的。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年实践,抓了工业,取得这么多经验,同过去只听“怕”,走过场,让签字画押,总算是不同了。一年来有好的与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总理插话:副主席(按:指当时应中国邀请前来观察全民炼钢运动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扎夏季科。他回国后向苏联领导人谈中国观感,有批评性意见。不知道是他没有向中国方面全部谈出他的真实看法呢,还是周恩来没有转述批评性部分)来谈两条: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缺点、错误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我们发明“大跃进”这个词好。】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经验写了书。以前他们有公社问题: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亏就在说他办的事,一切都很好。从不讲缺点,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有错不能很快改正。苏联1936年宪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否认矛盾;否认缺点错误,就不能前进。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应该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10年。建国后10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度在庐山开会。我们这一年来的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大家要记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分析问题,脑子不要僵化,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刘少奇插话: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讲到报酬,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宣传问题。关于已公布的指标改不改?两种意见:一种,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一种,现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计划一起改,正式发公报。也有一种意见,1958年下改,1959年就不好说实话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计划改不改,要不要?明年拿不拿出来?我看现在难搞,经验还不够。对外来说,八大通过的,已经有过一个二五计划,实行中无非超过。可以党内搞个二五指标,此事也难以肯定,搞个发展趋势,发展方向。 今年党代表大会是否不开?经验还不成熟,缺一年也可以。党代会开不开?各级改选不?小组会讨论一下。 农业四十条,赞成搞;人代大会还没通过。单位面积产量,有人提出400、500、800斤改为500、600、1000斤(即黄河以北,以南及长江以南亩产指标),是否改500、600、900斤?高寒地区在外。不要把两广压得太重,大家考虑。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放松了,还要搞。麻雀是否还要打? 粮食如果今秋确实大丰收,可以征购1100亿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减少一点,如甘肃、湖北,可以减少一点。过日子问题,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有些地方去年增产不多,今年粮倒不紧;增产多的反而紧,主要是估产高了和安排不当。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乡、社干部。“糠菜半年粮”改为“瓜菜半年粮”好,原来只是极而言之。 县级以上基建项目,原来有13000多个,许多根本没有动,只是列上计划。去年打3个大胜仗,把我们也打得稀里哗啦。现在是后备力量太差,明年少搞一点,增加储备。过去打了胜仗之后,人员伤亡,可以合并编制。搞经济建设,不能将两个工厂合并成一个。 (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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