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0年看周恩来的品格：照顾大局 相忍为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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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全会指出李立三等犯了策略上冒险主义的错误，“左”倾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是同意这一认识的，远东局的同志在写给三中全会的信中说，读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从中国共产党内说，何孟雄虽然仍有意见，但在是否路线问题这一点上，他10月9日给中央的意见书中表示自己过去说“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不同”，这是“不正确的”，“夸大了中央的错误”。王明等在给中央的意见书中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意义”，认为立三错误只有“残余”了，“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应当“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争辩，免致妨害执行党的当前任务”，“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罗章龙是参加了三中全会的讨论的，对于报告和决议“并没有提出原则上不同意的意见”。

　　周恩来、瞿秋白按照共产国际决定，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稳当妥贴地使中国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端正了方向，形成团结合作的气氛。三中全会后，全党可以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扩大反“左”倾错误的成果，再图恢复和发展了。

　　三、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就在错误已经纠正，局面已经扭转，工作正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的态度变了。

　　中共中央8月1日、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送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对于李立三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内容，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指责他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甚至认为“不但是路线的问题”，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必须“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提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样，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的一系列纠正立三错误的措施和三中全会，就处在了被批判的地位，正确变成了错误，忠实贯彻国际的7月指示信反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后来周恩来曾说：7月，国际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李立三的批评还是温和的，共产国际对6月11日决议同中共代表团讨论了，没有说是路线错误，希望我们回来纠正。看了李立三在8月会议上的讲话后，国际认为李立三是冒险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反国际路线，三中全会就被放在调和主义地位了。

　　周恩来等的被责难，实在是极大的冤屈。

　　当时共产国际的矛头，主要对着瞿秋白。1930年春，瞿秋白还是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应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负部分责任，要中共中央在必要的限度内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同国际“商定新的成分”，并且说瞿秋白已走上了“与托派联盟的道路”，要撤消他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职务，调回国内工作。共产国际并没有要瞿秋白回国后主持政治局工作的意图，但是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回国后由瞿秋白主持了三中全会，并在会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这是共产国际所不能接受的。

　　共产国际10月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对周恩来仍是肯定的，说中国党“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然后说，要发挥一下的是，在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委员(这是一方面)和政治局其他几个委员及立三同志(这是另一方面)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两条路线底原则上的区别”。后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向国际主席团作的《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中，就不但批评李立三犯了“反共产国际”的错误，而且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特别是点名批评了瞿秋白，说他“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采取“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共产国际”。12月间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发言的7名委员无例外地都指名批判了瞿秋白，还指责瞿秋白“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

　　正当中共中央受到国际的巨大压力时，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跳出来，更增加了周恩来等的困难。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中共中央是11月16日收到的。在此之前，王盛荣、陈昌浩由莫斯科到达上海。他们知道共产国际对立三错误和中共中央的新看法，在还没有同中央接上关系时，先对王明等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有立三路线，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于是王明一变原先对三中全会的支持态度，认为时机已到，大有可为，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与中央对立，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王明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这本小册子，迳自在党内传阅扩散，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起了破坏统一、制造紊乱的作用，使党在白色恐怖下处于极危险的境地。王明自己曾说：“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他们传阅这一小册子，宣布“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即瞿秋白——引者注)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提出反调和主义的口号。王明等和何孟雄、罗章龙等联合一致，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

　　周恩来对于王明等人的吵闹，开始时不了解，以为王明是因为中央派他去苏区工作，他不愿去，故而掀起风波。不久，共产国际的10月指示信到达，他才恍然大悟。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发言承认三中全会是“取了调和态度”，但同时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同意国际10月来信，但还是申辩说：“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会议对王明等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进行抵制，批评他们先于中央知道10月来信的内容后，不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立三路线问题和调和问题，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反对将三中全会与国际路线对立，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人超组织的活动”，并回顾说：“三中全会以后，大家也没有不同意见。”他批评王明等人过去虽和李立三有过争论，但借此扩大他们自己“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该的”，指出王明的有些观点和李立三“是同样错误的”，还批评了王明拒绝党派他到苏区去工作的错误。

　　王明等由于有共产国际米夫等的支持，反中央的活动并未停止。毛泽东后来曾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情况正是如此。共产国际要的并不是中央认识和改正“错误”，他们是要把瞿秋白、周恩来的威信打下去，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四中全会，派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12月初，米夫到上海。他提出要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博古到团中央负责。他超越中共中央向王明面授机宜，并分别会见了一些人。他指责三中全会和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决定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王明等也就抛弃了召开紧急会议的口号。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这是共产国际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最发展的时期。

　　由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哄闹捣乱，中共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对全党实行领导。周恩来到处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党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他后来曾说过那时的情况已是中央破产，党内分裂，自己工作得焦头烂额，舌敝唇焦，当时的心情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

　　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表现在他和瞿秋白以大局为重，极力忍让，服从国际指示不再申辩。他们不再申辩，接受国际决定，不是为的个人保职保位，而是排除私心完全从党的利益出发的。他们的态度是：自己既已错误，就提议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

　　周恩来认为：自己在处理李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来一致执行国际路线”。米夫到上海后会见了王明等人，周恩来就荐引何孟雄等也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他也提了何孟雄。但米夫从王明宗派利益出发，都加以拒绝。

　　王明宗派成员之一曾经说到当时情况：王明“已打败了李立三，他被召回莫斯科接受指示。这时瞿秋白、周恩来等地位也削弱了”。“但这一形势助长了何孟雄和罗章龙集团控制中央委员会的野心”，“新的权力斗争又尖锐了起来。在当时在上海的米夫的指导下，反对何孟雄、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斗争同反对立三路线残余的斗争，几乎同时开展起来”。当然，这些话只是反映了他们的宗派看法，何孟雄当时是正确的，是个好同志，但从这些话中确道出了米夫极力排斥何孟雄等的原因。

　　对于周恩来、瞿秋白的辞职，米夫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米夫说：对周恩来是要批评，但不是要他滚蛋。王明也就宣称：为的是实际工作便利和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不是米夫、王明对周恩来的偏爱，而是党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正如四中全会上有的人发言所说：周恩来是党内的人才，他的艰苦耐劳的精神，他在军事上、组织上的才能，是否还有第二人呢!

　　周恩来辞职未获允准。瞿秋白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他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他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又表现为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当时，立三错误已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党亟须稳定团结，再图恢复，而王明等人又搞得党内一片混乱。由于王明等人上台，有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十分不满，自动离党了；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消极了。在此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内心充满苦闷，为了党而拼命苦干。有他在，由于他的威望，一些党员才认为党中央是真的中央而留在了党内。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自己处境艰难，他仍然发言指出：如果认为“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点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他极力保护尽可能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又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挽救陷入错误泥淖的同志，维护了党的统一和中央的安全。此后的历程，又是十分曲折和复杂的。

　　1930年早已逝去，但周恩来的注重实际、与人为善、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品格，我们在他的一生中却时常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等拉大旗作虎皮阴谋篡党夺权，竟同王明当年篡党夺权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相似之处。周恩来陈述自己当年“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也正是在1972年“文革”的曲折年代。抚牍沉思，实不是偶然的。(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