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宁浩：对自己的片子就没满意过(2)

　　面对好莱坞 先学学人家的真诚

　　新京报：3D版《泰坦尼克号》的票房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也对《黄金大劫案》的排片空间造成了挤压，你怎么看？

　　宁浩：我觉得，真的要想想我们本土电影的信誉问题，美国人做电影的努力、态度是我们全体中国电影界应该学习的。卡梅隆的电影可能不如库布里克、波兰斯基有智慧，但他的态度太真诚了，十几年弄一个片子，就跟疯子似的，这得是多么沉得住气啊！你看他的任何一个镜头，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得到的，几乎每一秒画面都做到了极致，这就是态度，它也打动了中国观众。

　　我觉得，咱们先别说技术，咱们先学人家的真诚，至少别让观众看完以后觉得你是在忽悠我、骗我钱，甚至愚弄我。如果我们把信誉做破产了，那观众宁可相信一个真诚的外国人，不愿意相信一个愚弄他的同胞。中国电影应该集体重建信誉，得拼拼态度。起码看了姜文的电影我服气，态度问题，你看得出来，他使劲了。

　　新京报：你说过，在好莱坞面前，中国电影不能再靠“鸡贼”成功，这意味着什么？

　　宁浩：我认为任何一场战役都不是能靠“鸡贼”可以赢的，中国的文化里面是有“妙计文化”。从《三十六计》开始，就主张要“妙”，要以少胜多。这都是“鸡贼”的想法，打仗是凭实力的，不能老依赖“妙”，文化这张牌也是一个软件牌，人家船坚炮利，是一场视觉盛宴。人家一来，你给人家打文化牌，家长里短的小文化，有空间，但自然不是主流。一定会被人家的正面市场所歼灭。

　　现在能看出来，电影的主流就是一定要软件、硬件齐头并进，不能说我们去使“鸡贼”，出个主意、抖个段子就行了。段子要有，还要有强势的包装。因为电影本身就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东西，那你还能逆科技而发展吗？电影代表了某些先进性，你还能不尊重它的特效、视觉、声音吗？如果就为了说一个故事，那你写本小说得了，拍什么电影啊？你得把这些东西都做到标准做到位才行。不能光凭概念。

　　新京报：《疯狂的石头》开创了一个先河，后来有很多效仿你的人，你怎么看待它们？

　　宁浩：我们把一切都解构掉。我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就是荒诞主义，这傻瓜那傻瓜的骂了半天，但是都没什么意义，意义全都被拆解掉了。现在很多中国电影的题材都是在解构意义，看完一个电影之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你再看看微博吧，全是解构主义、荒诞主义。解构已经不是个先进的东西，它是我们当下的主流，整个时代的主流，看现在所有的小女孩戴眼镜都没镜片，这就是一个解构主义，拆除眼镜的功能，只留它装饰的功能。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什么才是意义呢？《泰坦尼克号》就给了人一个最简单的人文关怀和最基本的爱情观，但是我们却觉得很温暖，因为人的心灵必然还是需要一种方向，这是《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取得完胜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 宁浩杂谈

　　电影这个事

　　我对我的片子就没满意过。《疯狂的石头》只能打六七十分；其实《无人区》也就那么回事，我真不觉得《无人区》有多好；作品感最强的是《香火》。反正我就没拍过一个好电影——哎，电影这个事，你真摸不准，想弄明白太难了，殚精竭虑搞一生，都不见得能进这个门。

　　好莱坞来了

　　我其实一直都有危机感，不知道好莱坞来了会怎么样。我想的就是在能争取到的时间内，尽快地做好自己的作品。

　　人的三个层级

　　抱着“人为财死”信念的人，容易犯一种错误叫“贪赃枉法”，这是“欲望”的层级；“士为知己者死”是情感的一个层级，这种人容易犯的错误叫“徇私舞弊”和“任人唯亲”；还有第三种境界，“舍生取义”，为大义而死，这样才会看清楚很多问题，因为“义”是高于生命的，高于我们所有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态度问题

　　我觉得，我真没做到每一个镜头不到最好就过不了的程度，比如《疯狂的石头》可能做到了80%，《疯狂的赛车》估计就有个40%、50%，但是我觉得我整体的态度是认真的。

　　回收成本

　　你至少得给人家盈利了，但是盈利多少我也不知道。当然越多越好，你给投资方的信心有所增强，他也会更多地投入到你做的事情上来。

　　敏感三问

　　忌惮审查？

　　《无人区》那个事之后，其实对我的影响是，我首先得保证《黄金大劫案》能上映，每个片子我都尽量能拍得和观众见面，这个很重要，别弄得连艺术交流都完成不了。

　　不用明星？

　　是我自己选择了不找明星，那我就自己承担这个结果。最恐怖的后果又能有多大呢？大不了你可以不拍电影，不选择做这个事情。电影只是一种方式，不能说我没拍好电影，我就什么都不是，不能妄自尊大，这是小人，你也不能妄自菲薄，这也是小人。

　　刻意悲情？

　　我进入创作以后，我真的得以创作为原则来进行，创作的方式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我也会拒绝拍摄，我觉得更多的我还是在想创作上。这次的问题出在我自己对于结构的把握上，我不欣赏那些去找外部原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