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闻媒体调查发现,在我国不少地方,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享受这种“待遇终身制”的公职人员级别在放低,人数在增加,已渐渐成为一种令民众与官员疏离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有关专家认为,要警惕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危害,国家除给新中国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特殊待遇外,应尽快深化公职人员人事制度改革,把有关资金从这类“待遇”中转移,去解决更多百姓的民生问题。
“有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人,就因为原来是领导,退休了享受的待遇也让人羡慕。”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士告诉记者,“我的病人有些每月每人的开支都在好几万元,他们一些小病也要大养,甚至还要配一部专车、一个司机每天专门送饭。” 资料图片 其次,造成明显的社会不公。“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明显不公平,违反了《宪法》中的公民平等权规定及《公务员法》中的公务员按劳分配原则。”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表示,“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待遇要充分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应当保持不同职务、级别及状态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因此,不在同级别岗位却享受同级别待遇,以及退休公务员工资待遇与在职公务员保持一致水平没有法律依据。”在本刊记者的随机调查中,90%以上的受访问者赞同在其位、负其责、享受相应的待遇,不在其位,就不应再享有其待遇。
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的问题,展示的是几千年官本位传统在今天面临的转型困境,普遍的公平竞争的现代运作原则亟需建立。媒体所隐晦表达的,不过是中国社会的老问题。 在我国,尽管仿效西方现代行政体制,建立了公务员选拔制度,但其完整的进入、激励、退出机制仍然缺失,所学到的仅仅是一些皮毛。当前体制下的公职人员,因应了权力不受监督的现实,其待遇的终身制,始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公共权力来源问题。 因此,由今天公职人员的待遇终身制不得不谈到中国社会普遍的官本位情结。这个深受批判的“落后文化观念”,似乎成为不可解决的民族性难题,但众多事实表明,官本位的存在,既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也不是文化观念的落后问题,而是几千年来利益分配的冷峻现实。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官僚体系的强势占有和专制统治,始终是社会资源的唯一分配原则,中国人独特的官民视野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也以此造就。 今天我们仍然愿意在温热的公众探讨中认出新意,不过是期望一个普遍开放的现代社会,政府能够因应公众的诉求,提供充分而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官本位也不再成为一个奇怪的难题。>>>点击详细 图为任玉岭委员2006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作《医疗改革重在解决“贵”和“难”》的发言。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了一份“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的大会发言。 任玉岭委员表示,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留下的。而时至今日,仍然延续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不仅加重国家负担,还导致了官场作风的特殊化。任玉岭委员说,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特殊的医疗待遇等,这不仅违背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而且也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化。(3月6日《华夏时报》) 受访的多数人认为,应该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这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改善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将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我国社会保健、保险和服务机制的完善,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将是必然的趋势。”李成言教授说,“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公职人员待遇管理体制。” “可实行退休公积金制度,即每月从公务员工资中抽提一定比例公积金,并由国家补给同样数额,作为退休公积金。”“单纯取消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也可能会出现负面效应,”对此,杜立元律师建议,“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用廉政奖励制取代公职人员待遇终身制,保证其退休后生活水平不比退休前下降。奖励的标准不仅和退休前的级别挂钩,也和从政业绩等挂钩。”>>>点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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