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宠臣们(4)

 
    糊涂虫吴德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附：吴德之子吴正伦简介 

    吴正伦，男，汉族，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委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

 
    鹰犬谢富治

    谢富治一直是党史和军史上的谜一样的人物之一，因为死的比较早，所以，有些活动还是没有展开，但是，由于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艺，使得我们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到这位军功泛泛但是却异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泽东晚年的少有的宠臣身上来了。

　　（１）谢富治和张国焘。

　　谢富治和吴德峰、黄志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从红军时代肃反过来的，都是有名的整人专家，但是，谢富治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吴德峰虽然整人狠毒，但是，后来解放后大义灭亲，因为执法杀了自己亲弟弟；戴季英是一门忠烈，而且，解放以后他已经多次检讨有关错误，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黄志勇只是一个疯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慑力。唯独谢富治不仅胸有城府，而且，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即使是康生这样的老谋深算的人对谢富治也是畏惧三分。然而，最早发现谢的才能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国焘。

　　谢富治在四方面军的位置后来十分显赫，做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前一个组织部长是和张国焘的亲信之一的黄超平级，后一个则是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在四方面军的多次肃反中始终没有看到谢富治的身影，那幺，他的功劳来自于何处呢？

　　根据现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和《公安部关于内调谢富治历史问题卷宗》以及《确认谢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报》等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负责的主要是清洗军队和分局内部不得力的干部和提供清洗的证据和名单。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指出：“谢富治在张国焘的指使下，分别就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张国焘对待一切敢于对抗所谓中央意图的措施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其中，他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此外，谢富治伙同黄超、李特对大批师长以上的指挥员进行监视、跟踪。谢富治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张国焘的赞许，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政治会议上多次夸奖谢富治是‘尖锐的锥子’。”（该书１５２页）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谢富治在四方面军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组织内部的，所以，这和黄超等人的穷凶极恶又有所区别。因而，在后来清算张国焘问题时，谢本人除了卖身投靠之外，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害邝继勋等人，所以，相对没有血债。得以轻松过关，而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的极力保护，谢富治只不过暂时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贬斥。随后，抗日军兴，谢富治再度还阳。

　　至于谢富治在清算张国焘的罪行的过程的表演，下面还要详细介绍。

　　２．谢富治和毛泽东。

　　谢富治之被毛泽东激赏，正是在于他得力的揭发了张国焘的罪行。虽然，四方面军揭发张国焘的大将还有李先念、许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组织机密和人事核心的还只有谢富治，假如黄超、李特能有谢富治一半的聪明，后来也不至于死于新疆。

　　关于谢富治的功劳，在很多文献中不再被提及，并不是避讳张国焘的事情，而是因为谢富治已经遗臭万年了，没有必要为他评功摆好，一度，在教科书中，连陈谢兵团的字样都被取消。但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实在无法避免的提到谢富治这样异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十分罕见的提到这样一段话：“张国焘同志背着党中央在鄂豫皖地区实行军阀统治，受到了很多同志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谢富治等同志的抵制······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可见，谢富治在揭露张国焘的罪责方面确实具有足够的表现。

　　在延安时期，朱德、刘伯承关于揭发张国焘的组织军事路线错误的时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谢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说：“谢富治同志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最具有权威的则是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帮助教育挽救张国焘工作会议上发言：“一段时期以来，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影响了很多的同志，干部战士。前方后方，以致于很多人认识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谢富治同志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无疑，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对张国焘的致命的打击。　　

    时隔多年以后，在延安的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及谢富治，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的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它好同志。”这段话更加可以说明谢富治在整顿张国焘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正是由于谢富治顽强的表现，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为他走向新的起点奠定了基础。

    ３．谢富治的“功勋卓著”。

　　而谢富治真正表现出他巨大的杀伤力和足够的城府以及手腕则是在于１９５９年之后。

　　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提名入选公安部长的人选除了杨成武、杨勇、张际春等人外，还有张宗逊。但是，毛泽东直接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这样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实等于告诉刘少奇等人，谢富治是合适的人选。谢富治当选之后，毛泽东还对其它常委做过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幺问题可以来找我嘛。”（《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７２年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２３页）

　　而谢富治上任之后，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不仅给毛泽东留下了坚定的印象，而且，保护了康生，联络了林彪，从而使他的位置日益巩固起来。

　　康生在上海时期有一段历史是始终说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赵容被捕而后居然很快释放的事件，这件事，舒同、饶漱石分别和毛泽东谈起过，特别是饶漱石主政华东之时，专门为此作过调查，并且把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批示却在１９６０年，非常奇怪，而且，还是直接批给谢富治的。谢富治衔命南下，历时一段时间后，作出新的结论，新的结论在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把它交给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过江青传话给毛泽东：“主席说什幺，我就做什幺，我永远是主席的一个老兵。”而后在接见红卫兵南下揪斗王任重代表团时，康生当着谢富治的面说了这样一番意义含蓄的话：“富治同志经验丰富，目光敏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他才是我们党的肃反战线的杰出代表呢。”出自党内著名肃反专家之口的评价显然非常重要。而同时让康生胆寒的是，谢富治显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为人，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的。而谢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势力，康生显然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