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宠臣们(5)

　　陆定一是刘少奇或者说是１９５９年之前毛泽东在宣传战线的代言人，当时，他一身兼任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文化部长、副总理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数一数二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严慰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惹来了麻烦。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谢富治手中侦破的，其实，这并不是什幺难的事情，关键是谢富治把这个人情做给了江青，成为江青代表游泳池和毛家湾联络的开机。从此，江青就不再把谢富治看作一般的战友，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的战士”了。至于林彪无疑更加对谢富治的表现表示出足够的热情。九大预备会上，林彪提议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当然，她知道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处理王光美专案问题上，江青名义是顾问，其实是灵魂，而直接决定把处理大权交给江青的正是谢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最高敬礼”的时候，江青说出了真话：“没有富治同志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侦破能力，我个人是非常渺小的。”骄横一时的江青说出这番话也不是偶然的。

     ４．谢富治的为人

　　谢富治冷酷无情的一面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曾志曾经回忆毛泽东之于陶铸，她以一个跟随毛泽东多年的战友的眼光观察毛泽东之后，她说：“主席其实不喜欢陶铸，因为陶铸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话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谢富治显然是因为所谓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两次较大的历史漩涡中获得“新生”。

　　在毛家湾最为鼎盛的时候，谢富治是林彪夫妇的座上客，吴法宪空运来的螃蟹，叶群总不忘给谢富治、刘湘屏夫妇送去，而获得了副统帅的馈赠以后，谢富治也要连忙过府道谢，一来一往，关系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泽东命令谢富治调查黄永胜的时候，谢富治不仅十分卖力，而且，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多次和人说起一首诗，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谈及的对象包括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其中许世友、韩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释。毛泽东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后来南巡著名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到了黄永胜的这首诗，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１９７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后，在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让黄永胜在总参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黄永胜在念报告时辞不达意、三度说错，极为狼狈。毛泽东听说之后，说到，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消灭林彪集团过程中，谢富治已经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部署毛泽东的指示，给林彪、黄永胜以最后的一击。特别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执勤人员分布在指定地点，虽则没有起到什幺具体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所肯定。连周恩来都承认，谢富治同志心思缜密，能力突出。由于谢富治的病重，毛泽东不得不启用吴忠、李德生、吴德等人作为后备，但是，他们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志商量解决并告总理知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谢富治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后，用江青的话说，主席赞赏富治同志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

　　谢富治是深深知道江青之于毛泽东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江青阵营出现麻烦，谢富治总是第一个露面，不遗余力的办理，比如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叛徒事件、张春桥妻子李文静叛变事件等，谢富治都是第一时间出动，紧急平息异议，就此深得江青的器重。所以，尽管谢富治独邀天宠，但是，从来没有受到来自江青阵营的冷箭。谢富治虽然不能和周恩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他却一直受到了来自毛泽东、江青不同方向的认同。

　　可以这样说，如果谢富治不死的话，十大之上，李德生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谢富治的。

　　谢富治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扩大于文革，但是，却形成于延安，回想起另一位杀手一类的人物康生的逐步得宠，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心机的发展取向了。

 
    康生

    康生在我党建国之后举行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居然有两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十大之前的中央副主席中，除王洪文之外，康生既不同于朱德、叶剑英、李德生、林彪那样具备显赫的军功，也不同于周恩来、陈云那样具备治理国家的综合才干，更不具备刘少奇那样历史的背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既无尺寸之功的长期处在幕后的康生在死后赢得了三顶桂冠，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成立被称作是“后文革小组”的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竟然也是康生，他担任了这个变异了的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之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其他势力的打击，反而在稍后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登上了他的政治顶峰——中共中央副主席。

    我们再来看看康生在解放之前的任职情况就会发现，这个人在党内的官运亨通是由来已久的，他是王明离开国内之后指定的六人政治局成员，也是中共中央主管组织人事大权和职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当王明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时，他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反而继续高升，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延安整风时，康生走到他前半生的荣耀极点，成为毛泽东的副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还兼任内战时期肃反工作总结委员会主任，所谓的“肃反专家”就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毛泽东叫党内诸人为老的比如董老、谢老、徐老、何老、林老，这些人资格确实很老，而且也是为人师表的典范，然而，另外两个老，柯老和康老就显得比较幽默了，特别是康老，由于柯老早死，还来不及作恶，所以，所有的事情就都由这位康老包办了。研究康生及其现象应该说有助于我们反思党的历史上一些事情，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问中国之后，曾经提及对康生的印象，很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个相貌干瘦的老头是什么头号理论家，相反，他则认为康生更像苏联大清洗时代的著名刽子手叶若夫。叶若夫是苏联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中大清洗高潮时令人胆战心寒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子，他在一九三零年还默默无闻，然则到了一九三五年就进入当时只有三个成员的苏共中央书记处（另两位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叶若夫在臭名昭著的苏联大清洗运动中亲手批准杀害三万多人，他的最高政治职务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可是，即令是这样，叶若夫也不可能和文革时期的响当当的反修战士“康老”相提并论。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官运亨通是罕见的，他之所以被称作康老也是由于他的党内资格之老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叶若夫一共才迫害了三万多人，康生在文革中制造的“内人党”惨案直接迫害无辜群众以及党员干部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致死的多达16222人。叶若夫和此公比起简直是不值一提。

    康生看不起陈伯达，他对这个毛泽东一度很欣赏的大秀才嗤之以鼻，称他是“鸟龙院院长”（陈伯达做过马列学院的负责人），然而，我们很少看到康生有什么传世的理论大作，唯一经手花费大力气编辑的林彪文选后来也因为九一·三事件而流产。康生之于党内的一些理论家而言，更多的是停留于口头而非笔头，而且，他的口头的理论之丰富、之狠毒、之决绝远要比那些笔头上的厉害起很多倍。一位曾经和康生共同工作十三年的前辈说过这样一番评价康生的话：“此人文不能提笔，武不能弄枪，却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人物，哪一次整人几乎都没有被他错过，每一次党内斗争他都是胜利者的同道，连五代十国的‘长乐老’冯道也比他不得。”现在流传下来的照片中我们还能看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面容和蔼、谦逊的康生在一起探讨问题的痕迹，这位深通中国金石之学的“学究”一旦翻云覆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灾难的临头之际。

    康生自己说过：“在中国搞政治有两条捷径，一个是给人家做媒人，因为做了媒人人家就要感谢你一辈子；一个是做老师，收门生，这样羽翼就扩大了。”康生素以城府很深著称，这种肺腑之言的吐露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李锐回忆中就有康生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和田家英等人大吐苦水的经过描述。但是，康生的所谓这些心里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都没有什么主语，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把柄落在听者的手里，相反，听者此时的唱和却经常被说者抓住，而且到了说者认为关键的时候就会立刻毫无犹豫的抛出来，作为听者的罪状之一。康生上述谈话的对象毛泽东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师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把师哲、田家英、邓拓这三位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喜爱的对象和康生的关系做一个必要的交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康生的很多侧面。

    师哲一度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好，好到两个人茶余饭后大聊各自的家世，毛泽东与师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早年都是各自母亲的支持者和父亲的反对者，所以，当师哲大谈他的母亲善良、勤劳时，毛泽东居然有了很动感情的回应，这在一生盘旋于政治漩涡中的毛泽东并不是多见的。当然，师哲的这个得宠信号没有逃脱康生的法眼，康生想尽一切接触师哲，因为共同在苏联生活的经历，康生和师哲的“共同语言”少不了，此外，康生还送来当时的奢侈品牛奶、面包和师哲共享。作为一介书生的师哲得到这位前共产国际代表团第二号人物的照应，深感荣幸，更令师哲感到康生的温暖还在于以后的整风运动后，康生曾经亲手批准把一批被认定是特务的人分别处以枪决、囚禁等刑罚，而被处死的名单上有师哲的弟弟，康生知道之后，立刻又亲手划掉，这种法外施仁在康生则是不多见的。

    田家英在最受毛泽东欣赏和赞扬时，康生是田家英府中的常客，二人不时谈论起各种感兴趣的话题，气氛十分融洽，田家英称呼康生是“东海圣人”，至于康生怎么样恭维田家英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在的回忆资料来看，有些比较肉麻的话也是少不了的。另一个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党内秀才邓拓也曾经是康生考古弄学的同伴，邓拓因为欣赏康生的对金石的学问，经常邀请康生来家里观赏各类古玩，二人就各自的心得大加畅谈，不亦乐乎。

    然而，就是以上这三个人，当他们不再被划进政治的核心圈子之后，康生随即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失宠于毛泽东的师哲后来被康生诬陷以致于关进秦城监狱，多次受到来自康生亲自的“关怀”，三自一包事件遭致毛泽东不满的田家英很快收到康生的冷遇，田家英假如不是自杀，那么也很难逃过康生对他的攻击。邓拓即使自杀也没有逃过康生对他的“清算”，邓拓的古玩收藏其中一部分被康生关照抄家的造反派运到了指定的地点，随后被康生盖上了自己的收藏专用章“大公无私”收为己有。而邓拓尸骨未寒，康生送给邓拓的几顶大帽子早就赶制完成。这三个人中只有师哲完整无缺的记录了康生的翻脸无情的经过，其他二位只能在九泉之下领受了。

 
    五人帮之纪登奎

    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的回忆乃父的东西面世以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这样篡改历史和粉饰一个在文革中犯有相当严重错误和一直坚定执行极左路线的重金属，即使不算是罕见，也是十分让人吃惊的。纪登奎在活着的时候，被当时的中央一些领导人称作和王张江姚并列的“五人帮”，长年把持专案组工作，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撤销三大专案组（一组：汪东兴；二组：黄永胜；三组：谢富治），合并为一个专案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是（排名有先后顺序）汪东兴、华国锋、纪登奎、吴德。现在，我们再来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在关键的历史阶段，胡耀邦同志是怎么评价这位纪登奎前副总理的。 

　　胡耀邦说：“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纪登奎同志也是难得的金口不常开，上访的同志说这个首长架子大的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