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革命生涯轶事:“云水襟怀，松柏气节”(2)

　　有人说，后委无非是管吃、穿、用，负责后勤保障，没什么了不起。王震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曾说：“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对后委工作的最好评价，也是对杨尚昆工作的最好评价。

　　“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从1945年秋杨尚昆在延安从李富春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重担算起，到1965年冬离开这个岗位止，杨尚昆为党的中枢——毛泽东和党中央竭诚服务，辛勤工作了整整20年。

　　在西柏坡期间，杨尚昆身兼数职，既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警卫司令员、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协助周恩来、任弼时处理中央军委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任弼时生病不能工作时，周恩来成了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杨尚昆则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每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大办公”会议，把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找到一起，传达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指示；而许多要务，则由杨尚昆具体组织实施。

　　1949年9月，杨尚昆参与了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继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要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的心脏，工作越来越多，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千头万绪；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只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有指示，办公厅就必须立即运作。杨尚昆总是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一刻不敢懈怠，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虽有主管的职能部门，有时办公厅也得参与。”比如：外事工作，国务院有外交部，党中央有联络部，但是，为和当时的苏共中央联系，在杨尚昆的办公室里就有一条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热线；周恩来、刘少奇几次出访，办公厅都要成立安全保卫的专门班子，调度力量，内外配合，保证万无一失。

　　从1955年5月开始，杨尚昆成为由邓小平负责的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9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杨尚昆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62年2月，在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杨尚昆临危受命，担任中央精简小组组长，协助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特别是致力于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经过两年半的努力，精简小组圆满完成任务，压减城市人口2600多万，缓解了暂时经济困难，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

　　1964年，为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尚昆担任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圆满完成了任务。1964年冬到1965年夏，杨尚昆带领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搞“四清”。他注意从调查入手，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在当时“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情况下，他能够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

　　逆境中相忍为党

　　世事风云多变。1965年10月，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

　　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也事出有因，是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使然。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有一种错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军文各单位“相当的一个多数”，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1965年4月，康生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密”，对杨尚昆进行“莫须有”的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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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杨尚昆奉命送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去四川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周以后，自己也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地方工作两三年，中办主任由汪东兴接任。

　　到地方去工作，是杨尚昆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令他纳闷。3天后，杨尚昆移交完工作后，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

　　毛泽东说：“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杨尚昆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

　　没等杨尚昆说完，毛泽东又说：“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停顿一下，毛泽东态度和蔼地继续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年。”

　　毛泽东接着说：“这次主要是了解地方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有没有互相打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地方打架得很厉害。”

　　这次约见谈话的气氛，使人感到完全是一次正常的调动工作，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是，杨尚昆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却是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向周恩来辞行。他焦虑地问：“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是深知杨尚昆的，但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政治形势下，谁也难以预料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周恩来浓眉深锁，两眼盯着杨尚昆，默默无语，然后安慰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12月10日，杨尚昆带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感和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使命感，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抵达广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长等职务，其“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一种不祥的感觉乌云般笼罩在杨尚昆的心头，他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之中。12月30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杨尚昆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半年以后，即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中央文革小组”登台，对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5月22日，中央通知：“停止”杨尚昆中共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所幸的是，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是惟一被任命新职务的成员。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杨尚昆“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28日，中央同意杨尚昆改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5月30日，杨尚昆离开广州，去山西临汾 “上任”。

　　可后来，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从此他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

　　中南海里从5月下旬开始横扫一切，翻江倒海，一时间，空气凝重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到7月23日，中办领导不顾事实地在报告中写道：“中央办公厅为杨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又诬陷杨“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在黑白颠倒的情况下，原中办的核心领导和骨干14人被诬陷为“反党分子”揪斗，1454名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达238人，杨尚昆不久也被“揪”回北京批斗。

　　在整整9年里，杨尚昆接受了 无数次群众批斗，写不完的“交代”，做不完的“检查”。但他一直相信党，坚信并等待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盼望着切合实际的“审查”结论。

　　1973年，邓小平复出，接替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抓全面整顿，中国的政治气候如雪后初霁。杨尚昆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75年2月，杨尚昆被解除“监护”。6月，回到山西临汾。下旬，“四人帮”控制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向他宣布所谓“阴谋反党”等的“结论”，并提出“清除出党”的处分。杨尚昆忍无可忍，7月18日，上书毛泽东，信中驳斥“专案委员会”的“结论”：“把我说成自从参加革命起，就是阴谋反党的。这不合事实。”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可惜，从197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已经没有时间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杨尚昆的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但是，逆境中的杨尚昆，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关注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1978年初冬来临时，中国的政治气息已充满着融融春意。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布：“经过复查，过去把杨尚昆同志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并且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为重组中办的班子当参谋

　　中央宣布平反冤假错案时，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把杨尚昆和夫人李伯钊从山西临汾接回北京，首先安排他们去协和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又把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简报送给他阅读，让他了解国内外的新情况。当胡耀邦向他征求对工作的意见时，杨尚昆爽快地回答说：“顾全大局，服从分配。”12月10日，中央任命杨尚昆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

　　这时，邓小平对即将离京赴任的杨尚昆说：“你先不要走，把中央办公厅的班子重新组建，安排好了再走。”

　　后来，杨尚昆回忆党中央为自己平反并恢复名誉后的这一段情况时说：“我当时还没有在北京安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整天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和原来中办的干部，他们向我讲了许多简直难以置信的情况和令人担心的问题，我便多次与胡耀邦、姚依林汇报交谈，出主意，当参谋。我提议首先要把秘书局和警卫局两个要害部门的班子配备好，使党中央政令畅通，工作正常运转，安全得到保障，建议把冯文彬、曾三等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来，把为‘四人帮’十分卖力的‘三种人’清除出去。尔后，我就到广东去了！”

　　冲破“两个凡是”，创办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9日，杨尚昆抵达广州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第一书记习仲勋向大家介绍说：“尚昆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前辈了，是老同志，老领导，在广东安排他这个位置有点屈就。”杨尚昆和习仲勋是延安时期的老相识，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任副政委，与时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的杨尚昆经常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和中办主任杨尚昆工作联系很密切。这个时候，两位亲密战友在一心一意奔四个现代化的大道上又走到一起来了。杨尚昆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习仲勋后来说：“我们俩配合得很好，有他在，我就可以多到下边去走走。”

　　常委扩大会议后，省委组织300多名干部，分赴各地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杨尚昆率领一路，前往珠江流域的佛山地区。他先参加地委的会议，听完汇报，又驱车下乡，白天跑路，晚上和区县干部谈话。他一口气跑了顺德、珠海、中山、台山、开平、佛山等几个县，虽然是走马观花，却了解了一个重要情况：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许多干部余悸未消，一边干着，一边看着，说三中全会的政策很好，就怕出现反复。杨尚昆诚恳地告诉大家：“十年浩劫，我们国家百废待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他鼓励大家，从实际出发，放开手脚发展生产。他说：“大家知道，我是挨过整的人，但我不认为自己完全正确，问题在于‘四人帮’把历史问题和工作的缺点错误极端扩大化了。”

　　省委书记坦诚向干部交心，使大家精神振奋。经过这番调查，杨尚昆和习仲勋达成共识：只有彻底推倒“两个凡是”，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实现四化。于是，杨尚昆与习仲勋一道，立即着手从思想观念上、从实际工作中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后来，杨尚昆经常说：“真正结束‘文革’是三中全会。”

　　广东是侨乡，全省5500万人口中海外华侨达1000万人，省内还有大量的归侨、侨眷，还有侨办企业和大量的侨汇，涉及一系列政策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严重破坏，对爱国华侨和归侨、侨眷，统统名之曰“海外关系”，政治上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甚至还搞了一个被称为“黑六条”的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意见。这使许多干部、归侨、侨眷蒙受其害，伤害了海外侨胞的心。1977年10月，邓小平说：“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积极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纠正了5481宗冤假错案，为47752家“侨改户”平反昭雪，打开了侨务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