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时（小说连载一）

（一）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上午8点，高74届的下乡知青怀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憧憬，来到县革委广场结集出发。
　　都以为要敲锣打鼓，高举红旗，在国际歌声中乘上扎了大红花的车，有声有势地出发。出发那一刻，还要向欢送的群众挥挥手，有的人连挥德国式还是挥中国式都想好了，哪晓得众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连车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高音喇叭也悄然无声。
　　和我一同赶到的一个同学叫肖够，大家叫他“骚狗”，很少叫他真名，骚狗说：“最近边远地区的人听见喇叭里歌儿好听，就直接将高音喇叭偷回去，置于树上，见无声音，便弃之荒野，这种事已发生过三次。”我说：“他们有了前三次的经验，这一次肯定是偷去做了夜壶。”
　　正说着，广场入口进来两个人，前面一个长着络腮胡子且满脸横肉的老头严肃地举着一块牌子，牌子上用红字写着：“坚决支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后面紧跟着高二班的王忠，骚狗说，举牌子的是王忠的老子，是县革委政工组的干部，于是我们也跟着严肃起来。
　　王忠的老子把牌子往墙边一靠，就急忙去远处的墙拐角小便，我就过去招呼王忠，他却沮丧着脸，说他母亲不让他下乡，他母亲得了瘫痪病，要他留在身边，而他父亲却不同意，说这是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爹亲娘亲有毛主席亲吗？就当着很多人的面，气呼呼地做了这块牌子。
　　人陆续来了，有敲锣打鼓一群人来的，有形单影只一个人来的，也有三三两两约着来的。大家都在问：“车呢，车在哪里？”向华说：“是十一号车，”就又问：“十一号车在哪里？”向华指一下对方的双脚：“在这里，今天的车好多哟，个个都是驾驶员。”
　　向华是局长的女儿，在甜水中长大，她的舌头伸出来能舔着自己的鼻子，左右卷过来，又能像包饺子那样包一砣馅，所以有一张利害的嘴。在学校，老师她都敢顶撞，入团时，校革委一个女副主任不喜欢她那张铁嘴，在会上问她：“听说你老父亲在解放前有过血债，有没有？”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会哭起来，她却镇定而严肃地回答：“没有。”又问：“到底有没有？”她再一次回答：“没有。”而且引用毛主席语录：“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要嘛你给我找出证据，要嘛你批准我入团。”这位女副主任终于败下阵来，给她批了。
　　大家正瓜兮兮没着落，只听有人说：“刘带队来了。”
　　刘代队用力吹着口哨，叫全体集合，然后就说：“同学们，现在车辆紧，请大家表现出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步行到笔直路公社，现在唱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预备——唱。”
　　刚出门大家还精精神神，走着走着就成了刘文辉的队伍。
　　县城到目的地是二十八公里，一路上五花八门，有把衣服顶在头上走的，有把碗扣在头上走的，有的折一支树枝举在头上走，有的在路旁竹林里找根竹杆，把行李抬着走。
　　当然也涌现出一些好人好事，比如，一个男生主动去几个女生背上取些负荷来压在自已的肩上，背不动了就再转移给其他男生。
　　赵海祥身上的负荷最大，他身上有三个行李包和一棵树苗，背上背一个，左右肩上交叉着各挎一个，胸前就用一根绳子，把那棵包了五六斤泥的枇杷树苗挂在脖子上。
　　骚狗不知从哪里弄来两匹马，大家一窝蜂将行李往马背上放，我叫赵海祥也来放行李，赵海祥只顾埋头迈着前进的步伐，不领情地说着“不”。
　　

（二）

　　好不容易到了公社，都以为有一顿肉吃，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肉是件美事，左等右等终于开饭了，炊事员是个跛子，跛子一歪一歪端来十几盆白水煮的菜，配上蘸水，摆在公社院坝内，大家就围着那一盆盆菜蹲下，吃着吃着就听骚狗说：“要没饭了。”我急忙去大大添了一碗，看看吃不完又分了一砣给刘带队。
　　幸好多数同学都带着他们父母准备的鸡蛋、饼干，否则，我估计至少有二十个女生要哭鼻子。
　　我们在公社整顿了两天，第二天在公社院坝里现搭个讲台，选了二十多个知青代表上台去念决心书，五选一。
　　人人的决心书都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一生一世，永不后悔，不发光，也发热。”
　　轮到向华，她不拿稿子，发言也与众不同，她不明确说扎不扎根的问题，而是模棱两可，她说她时刻听从祖国的召唤，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别说扎根农村一辈子，就是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她也会义无反顾。难怪她七混八混现在当上了成都市青羊区的区委副书记。可见她小小年纪就有这么一点小高明，这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轮到我，我就摹仿向华的发言：“我们天天在说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不忠，看行动，千言万语，不如一个行动，我不多说了，让我的行动说话吧。”
　　该赵海祥了，他更有创意，抱着那棵树苗：“这叫扎根树，我的决心就和它一样，种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这就是我的决心，我的话完了。”马上受到台下的交口称赞，赵海祥初露锋芒，成了小小的红人。
　　笔直路公社是一条沟，共有六个大队，从下面数上去，一大队叫 “反帝”，二大队叫 “反修”，依次再叫是 “反美”、 “红旗”、 “跃进”，六大队是公社所在地，队名最有革命气息，直接就叫 “革命大队”。
　　我原以为分配是男女搭配着分，就希望把向华和我分在一起，试探着向刘带队打听，此公笑而不答。委托骚狗去打听，回来一副丧家犬模样，他说刘带队凶了他，说这是不懂革命纪律。骚狗为此埋怨了我很久。
　　分配名单终于下来了，我和骚狗、周军、赵海祥被分在反帝大队的幸福小队，四人一组，全是雄性，我是组长，赵海祥副组长。
　　赵海祥，小小年纪就显老，得一雅号 “老壳壳”，雅号也颇具雄性特点。
　　王忠，张知哥分在反修二队，二人一组，又全是雄性。
　　有一个女生长得满可爱，属如花似玉之列，不知是什么原因，女同学叫她鸭母，我们也跟着叫。长得美的反而有一个丑的雅号，平庸的却没有，向华例外。
　　向华和鸭母被分在革命大队一小队，其他知青也是以男女界线为分配原则，后来才知道，此原则是县里几个有权的干部子女家长的主意，他们怕男女受授不亲，一旦生米做成熟饭又门不当户不对，影响了高贵的血统，为此，有些曾被男生们关心过的女生眼里充满了泪花，然而，他们的家长却不知道什么叫做暗渡陈仓，此是后话。
　　

（三）

　　幸福小队其实是个穷山沟，三十多度的坡度，大山沟却缺水，听说以前的水资源很丰富，后来树被砍光了，沟里的水就干了。这是农业学大寨的“成果”，幸好农民们七弄八弄打出一口井，我们知青的房子是后来修的，离水井最远，足有八百米，多数农民不洗脸，我说：“住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把房子修在水井边也不幸福。”
　　骚狗说：“即使遍地是姑娘也不幸福，姑娘不洗脸能美吗？”
　　我就问蒋队长：“反帝大队何以得到幸福小队这温柔美名？”答曰：“打倒了帝国主义，我们才会得到幸福，起这个队名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意思。”
　　我又问：“这水是不是帝国主义弄干的。”答曰：“帝国主义是个大坏蛋，它不是直接来砍树，而是用飞机撒传单，在思想上毒害群众，让我们自己整自己。”再问：“传单在哪里？”再答：“传单被阶级敌人藏了。”
　　晚上开会，我以组长的身份在社员会上发言，当我说到：“我们决心与贫下中农一道夺取今年的大丰收”时，几个老农民嚷起来：“咋这样说哟，庄稼就是怕大风吹呀，这是不吉之言呀！”原来他们把“大丰收”理解为“大风收”了。半月后，当金灿灿的稻谷正丰收在望时，一股狂风将沿沟一带的稻谷无情地刮倒在田里，农民们说，这是被我咒的。于是我也得一雅号——大丰收。
　　我们四个中，周军最小，却最勤劳，十月份，点麦子，早上六点钟，蒋队长用响亮的哨声打破夜的宁静，叫做出早工。哨音把我们从熟睡中惊醒，人人都怕落后，虽然都舍不得离开那温暖的被窝，却争先恐后地起床穿衣服，大家在黑暗中昏头昏脑地抓住什么穿什么。周军有夜间尿床的病，睡觉总是脱得精光。他穿背心时，总觉得少个洞，重穿几次也穿不妥，急了管他三七二十一，胡乱穿上就下地，待到天明才发现，他把内裤当背心穿了。这可怜的孩子后来得了勾端螺旋体病，死在第二年酷热的夏天，我们去给他送葬，老远就是一股恶臭。（注意：是死在第二年）
　　六点钟出工，五点钟就有一个人起床做饭，我们是用甑子蒸饭，这天轮到赵海祥做饭，弄到天明也蒸不熟，超强的体力劳动使我们都成了吃饭的冠军，于是我们就吃生饭，照样吃得颗粒不剩，饭添完了，才发现他把甑鼻子反着放的。这事儿成为佳话传到刘带队那里，刘带队第四天就光临了我们的知青点，了解生饭的因由，赵海祥说：“黑灯瞎火的，又冷又怕，就没仔细看，就是这样的。”刘带队笑模笑样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小赵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几个月就发明了个怎样煮生饭。”马上又换一副正经面孔说：“我去给蒋队长说说，出早工这事儿干脆就免了。”我们当然感恩不尽。
　　事后我对赵海祥说：“老壳壳，看来你是颗福星哦，做了错事儿，还给大家带来好处。”他却严肃地回答：“幸福要靠自己的表现，刘带队叫咱们不出早工，是对我们的关心，但我们自己要尽量地在广阔天地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如果当了兵，还要学黄继光用胸膛挡敌人的机枪口呢。”
　　很少与人论长短的赵海祥突然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这使我感到很突然，我说：“老壳壳，别尽说漂亮话，明早晨你去不去出早工？”他说：“你别管。”后来他的早工果然就风雨无阻，而周军也尾随其后，我估计我们已经分成了两派：我和骚狗一派，他俩一派。赵海祥要学黄继光的问题使我纳闷了许久才找到答案。
　　点麦子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用一个大木锤，将八月份犁过的土坯打碎，开始，我们比农民们打得快，农民们总是打几下，又把锤把杵在下巴上。蒋队长说：“你们这些黄泥脚还不如这些城里来的白脚杆，锤把都要被你们杵断了。”见蒋队长这样说，其他人也跟着说：“向知识青年学习。”我们就干得更卖力，付兴国走过来小声对我说：“别这么干，一会儿你们会受不了，你们年轻人绵不得，”他把耐力说成绵得。
　　中午休息一小时回家吃饭，然后再投入劳动。果然，上半天那种劳动劲头没有了，只好混在人群中偷懒。晚上回来，四肢痛得像挨了毒打。第二天，干脆请病假，一角六分钱一个的劳动日，值得吗？
　　蒋队长屁股上天天都挂一口大闹钟，他是共产党员，决不提前一分钟收工的，第三天又去上工，到了下午，蒋队长去沟里解大便，取下闹钟放在田埂上，我趁机跑过去，将指针向顺时针方向拧一点，这天得以提前大半个小时收工。毕竟，十六七岁的小青年，还相当娇嫩，怎能去征服那粗笨的蛮荒呢。
　　有一天，我以组长的身份和骚狗商量，来一次集体罢工，骚狗响应，我又征求赵海祥和周军的意见，他俩都不做声，后来又都默默地扛着锄头下地去了。我的估计得到了证实，他俩是一派的。
　　如果我和骚狗也像他俩一样地苦干实干，说不定也会得重病。周军的死，我想就是体质下降，积劳成疾所至，体质强，抗病毒的能力就强，反之亦然。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就是降低体质的恶魔。

（四）

　　公社开知青会，三个月一次。这是大家都非常乐意的，一来暂时名正言顺地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二来热闹，符合小青年的心理特征，见一见久违的女同学，肯定是件惬意的事。
　　这一回的伙食大有改善，到了下半年，农村的物质相对丰富了些，跛子在附近农村弄来一口二百多斤重的猪来杀。王忠我们自然又见面了，久别相逢，分外亲热，王忠说：机会难得，今天干点冷水。我不解其意，他就从怀里拿出两瓶白酒，然后叫跛子把半脸盆肉给我们端到公社广播室里吃，用一个土巴碗装酒，大家转着喝。有王忠、张知哥、骚狗、赵海祥、周军和我，另外就是公社的两个八大员。
　　张知哥长得标标致致，也是在甜水中长大的，所以就比我们挺拔，穿一双只有他才有的翻毛皮鞋，越显英俊潇洒。
　　刚喝了几口酒，张知哥就说：“我有一支歌，如果诸位爱听，鄙人愿意献丑。”王忠就带头鼓掌。
　　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配上自编的词：
　　我们知青天天想老婆，
　　要求公社发个老太婆，
　　听话的一人发一个，
　　不听话的一人发两个……
　　这一次是真正的热烈鼓掌，都叫他再来一遍。张知哥见自己的杰作受到众人的赏识，就很自信地又唱一遍，还加上了富于表现力的舞台动作，马上就营造出一片沸腾的笑。
　　我便倡议，通过举手表决，选出听话的知青来，一选，把周军、赵海祥和王忠选成了听话的知青，我决定要践踏一下民主了。我说：“同意张知哥是听话知青的请举手。”然后带头举起手来，六只手立即响应，像春笋一般举着。我又说：“听话的知青要发两个老太婆，看来这听话的知青是要受惩罚的哟，没有老太婆分发怎么办？”有三张嘴异口同声地说：“罚酒。”于是当选者都被罚得醉颠颠的。
　　张知哥尤其兴奋，余兴未尽，他干脆把歌拿到公社院坝里当着众知青唱。刘带队走过来：“张知哥，你来一下。” 张知哥尾随其后，进了刘带队的办公室，不到五分钟，两个人抓扯着又从办公室里闹着出来。其实是张知哥要跑，而刘带队却抓住他不放。张知哥把手一甩，刘带队就一个趔趄。
　　“写检讨。”刘带队说。
　　“我不写，我唱歌犯了哪一条？”
　　“你歪曲革命歌曲。”
　　“我告诉你，我不写就是不写。”
　　“我代表公社党委命令你写检讨。”
　　 我见他们不可开交，就过去劝。刘带队见我过来，像见了救星，对我和向华、王忠、骚狗说，给我看管起来，叫公安局来人，抓起来再说。
　　我说：“张知哥，别惹刘带队生气嘛，刘带队的批评我们应该虚心接受。”等刘带队气呼呼地走了，我又对张知哥说：“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向华故意大声对我说：“赶快打电话给公安局，然后给我递了个眼色，又像个秋波。我会意，胡乱摇了摇电话，管他有人接无人接，乱说一气之后去向刘带队汇报：“公安局说人手紧，来不了”。刘带队说：“叫他下来好好想想。”
　　从这句话我看出，刘带队并非是真想抓张知哥，而是当时下不了台，人一急就信口开河。再说，张知哥的老子是局级干部，把他都关得起，我饭都不吃。
　　张知哥这支自编自唱的歌，后来不但在我们男知青中全面普及，而且在成都知青群里也在流行。
　　（五）
　　那时候搞全民皆兵，我们知青都是基干民兵，十一月底搞民兵训练，地点就在我们反帝大队。我和赵海祥、骚狗参加第一批训练。事先要腾一个粮仓来供民兵们住，民兵连长叫我们把下面一个粮仓的谷子背到上面一个粮仓。那是一段又陡又险的路。每人一个唢呐子背蔸，这种背蔸上大下小，多装一些就会头重脚轻，我和骚狗每人背两撮箕，赵海祥越来越红，这一次又当上了民兵训练后勤组长。赵海祥说：“我背三撮箕。”就在赵海祥拔地而起之际，那个给我们装谷子的人突然说：“背三撮箕还不如背四撮箕。”赵海祥的腰还没伸直，又一撮箕谷子倒进了他的背蔸里，于是就四撮箕，我看见赵海祥当时就在原地走了个十字莲花步。
　　我说：“老壳壳，还是倒点回去。”赵海祥羞于此举，硬着头皮撑着。我在后面看见他背着那背谷子像在扭秧歌舞，他不得不用手扶着路边的山岩，有一下，背蔸突然偏了，他拼命将它扳了回来，他说他听见自己的颈椎骨当时就响了一下。这一回赵海祥不得不认输了，他说：“大丰收，我实在背不起了，咱们换着背一段吧，这是粮食，我怕背倒了可惜。”于是就换着背，我的老天，我哪里承受得了这么大的重量，犹如泰山压顶，摇摇晃晃走了几步，我又把那沉重的负荷还给了他，他硬是有始有终地把谷子背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第二天，他说颈椎痛。第三天，说更痛了。第四天，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回县城去弄药。临走时他对我说，他两天就回来。他有一个理想，就是去当兵，因此他对民兵训练情有独钟，让我给他把床位占着。这时我才明白，一月前他说的黄继光用胸膛挡敌人的机枪口是怎么回事，如果他真的当了兵，肯定是个好兵。一个凝团终于解开，赵海祥的悲惨人生也就从这时开始，此又是后话。
　　这次训练，向华、鸭母、王忠也来了。演习夜间行军，连长说：“我们这是穿越敌人的封锁钱，不准咳嗽，不准把树枝和石头弄响，连响屁也不准放。否则，敌人的机关枪会叫我们全军覆灭。连长叫我和向华走后面，叫做后护卫，前面传来口令，从民兵连长口里传出的是“金地”，不知传到哪里就成了“亲爹”，口令是必需不折不扣地传下去的，向华也就只好不折不扣地回头对我说了声“亲爹”，她马上又忍不住哈哈笑起来，我急忙说：“别笑，敌人的机关枪要响了。”她不笑了，但是我觉得她脸上久久地留着笑意。
　　路越来越难走了，是一条赶马的路，路中间常有斗大的石头，且有棱有角，缝隙中是马蹄踏出的深凹，摔一跤，肯定见血。我见向华手脚并用，就趁机伸出一只不可告人目的的手去拉她，去扶她。她也不拒绝。不管是什么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拉着扶着或更深层次的什么，换了我也是情愿的，总比摔跟斗被毁了容好。
　　射击是民兵训练的主要项目，连长教了我们一句口诀：三点一线，瞄准就开干。鸭母始终学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双眼全睁着，要么双眼全闭着，连长说，你把嘴往左边歪一歪就闭上了。嘴是歪了，然而仍是双目紧闭，连长火了，从衣服包里拿出一个烟合，扯下一小片纸，往上面吐了些唾液，也不和鸭母商量，直接就给鸭母贴在左眼上。鸭母气得把枪一丢，跑到一边去流泪。
　　我过去告诉鸭母，不是往左边歪嘴巴，是把左边的嘴角往上翘，一个简单的动作，鸭母学了三天。
　　实弹射击开始了，每人打三发子弹，打上一个十环，就是一片欢呼。这天靶场上的欢呼声不断，只听连长说，成绩不错，成绩好啊。骚狗笑着跑过来对我说，他一不小心就打了三十环。念到我的名字了，我小心翼翼打了二十七环。鸭母最后打，连长说，只要鸭母有一发上环，全连成绩就能达到良好。鸭母走上靶台，瞄了起码五分钟，枪响了，大家都睁着眼睛看报靶，对面的报靶器画了个圆圈。连长说：“烧饼。”又放两枪，还是不上靶。公社武装部长也来了，他就是来监督射击成绩的。部长说：“让她再打一次。”连长说：“注意三点一线，一定要给我打上，一定要给我打上。”然而，鸭母还是不给他打上，一共得了六个烧饼。她对骚狗打了三十环佩服得五体投地，随时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
　　半个月的民兵训练结束了，赵海祥还是没有回来，有知青带来消息，说赵海祥住院了。我听了心里就笼罩着阴霾，担心他凶多吉少。